這是一個老兵凋零的時代，八零年代曾經叱吒風雲的改革家，正在一個接一個地告別人世。前有喬石，繼有萬里。他們的離去，代表著一個時代的徹底退出，即改革時代的徹底退出。中國走到了新時代的門檻，新時代的主題已經不再是傳統的改革，而是轉型，從政治到社會的全面轉型。
也就因此，他們受到某種嘲笑和鄙視。甚至對他們的追思，對他們的稱讚，都一起被嘲笑和鄙視。據說他們屬於不知不覺，沒有打倒推翻的遠大理想，所謂改革無非為了維護黨的統治。這些批評政治上當然無比正確，但總讓我不禁想起我中學時讀過的歷史課本，談到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為什麼總歸於失敗，官方答案無一例外地都歸結為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主義的偉大追求。這二者的邏輯，何其相似乃爾。
其實，人都在歷史中，都只能在給定的時代條件下努力。那些改革家無論有著怎樣的局限，只要在當時的條件下有過努力，就都值得尊重。如果說我們今天比他們看得更透走得更遠，並非我們真的先知先覺、真的比他們高明，僅僅因為我們站在時代制高點，而這制高點都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上。沒有理由嘲笑和鄙視自己得以立足的前人的肩膀。前人的不足只能供我們自己反思和警惕，而不是據此道德優越傲視天下。
對前人的努力多一些溫情的理解，這是做人起碼的謙卑。沒有這點謙卑的人，也一定會同樣被後人所嘲笑和鄙視。這叫播什麼種子，就結什麼果。每一代都幾乎全盤否定前一代，每一代都推倒重來，歷史總是這樣不斷地強拆，只要這個壞傳統還在延續，我們民族別說三千年歷史，就是三萬年、三十萬年曆史，也不可能有任何有益的積累，我們就只能永遠停留于斷層，永遠從零甚至從負數出發。一個缺乏謙卑的民族，註定了不會有出息。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