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大分裂下的台灣
1945年8月6日、9日，原子彈落在廣島和長崎。一週之後（8月15日），裕仁天皇透過廣播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歷經五十五年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即將回歸中國。四十多年後的1989年，知名台灣導演侯孝賢以天皇當年的廣播錄音作為電影《悲情城市》的片頭。天皇的聲音單調而平板，聽來頗為含糊，銀幕上則一片漆黑。接著，家族神龕終於點起一根蠟燭，燭光搖曳，深刻地提示了這是電影再現的台灣歷史。在劇情敘事中，這場戲發生於停電之際；可想而知，日本天皇的廣播演說一定是在別處放送，此時以畫外音與渾然不知的角色們共存。
影像語言（cinematic apparatus）同步呈現了這兩起事件，雖然不太和諧，卻是電影再現歷史的方法之一。一方面是官方廣播宣布台灣殖民告終，另一方面是殖民時代下的庶民日常，電影縫合這兩個特別的場景，展現台灣電影中後殖民歷史書寫的一個重要面向。在光明與黑暗之間，透過影像的重建，似乎成為台灣紛亂歷史最適合的背景。同時，在沉默與言語之間，《悲情城市》交由聾啞主角來述說歷史，藉由多重的語言環境，輔以旁白與字卡，以各自分歧又相互交織的故事線豐富劇情敘事。《悲情城市》揭露台灣與殖民遺緒深深糾葛的黑暗歷史，更藉由無法發聲的角色發言，用漸漸加強的本土對位聲音，來對抗官員的權威語言，呈現了電影對台灣歷史的想像與再現。電影正是台灣歷史書寫。
半世紀的日本殖民，形成了一種框架，使好幾個世代的台灣人生活在中國、日本之間，同時承受了來自西方無窮盡的壓力。至於台灣自身呢？由於台灣歷史四百多年來都處在過渡狀態，這個問題至關重要。若1945年標誌著又一次的過渡，那麼究竟是從什麼階段過渡到什麼階段？若回歸中國意謂「回家」、返回所屬的國族根源，那麼我們必須針對「國族」本身提出疑問。這是主權回歸（sovereignty）？還是接手治理（governance）？遙想十七世紀，台灣從荷蘭和西班牙手中移交給明朝遺民，再移交給清朝，如何認定這次從日本帝國到中國國民黨之間的移轉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呢？尤其是在國民黨即將面臨接連挫敗，將中國大陸的江山拱手讓給共產黨的當下？台灣的回家之路仍在地平線上無盡綿延，即使回頭也看不到這漫漫歸途的最初起點。
然而，我們可以想像起源仍未到來，歷史裡的國族也可能從未存在。當《悲情城市》中的大哥在片頭那場戲終於成功為周遭帶來光明，同時日本天皇的聲音瀰漫整個音場，此刻歷史靜止，時間出現一道罅隙，讓歷史能找到定位。「去殖民性」（decolonial）便於此刻登場──有別於其致力消滅的殖民性，去殖民性比起不願鬆手的殖民性更為堅定，幾乎毫不猶豫地拉開一道缺口卻不去填補它──殖民的恐怖永不止息，就算脫離殖民時期，也無法輕易治癒。 （相關報導： 轉幕後10多年，林強：不會再出來唱歌了…最喜歡電子音樂，而「這種」配樂肯定不做 ｜ 更多文章 ）
要了解1945年後的台灣，我們必須重訪殖民史料，即使這些努力不免因為史料遺失、缺漏而受阻，或受稗官野史所混淆，只能靠少數殘存史料來佐證。換句話說，為了理解後殖民時代的台灣電影，必須檢視「關於殖民時期台灣的知識」是如何產生的，產生這些知識的過程又如何隨時間而改變。任何電影歷史都必須放在它的生產、映演與觀眾反應的特定脈絡中來理解。電影作為同時具有文化和工業性質的科技，它呈現、也激化「現代」在國家建立過程中深陷於東西對立、殖民／後殖民糾葛的處境。這樣的處境，在1945年之後仍持續影響著後殖民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