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以來，全球資本市場在高波動的地緣政治與利率環境下，呈現出前所未見的投資行為轉向。外資過去在新興市場的角色多半是財務投資人，強調風險控制與現金回報，但近期的新加坡商TIHIM介入可成事件，卻引發資本市場一個核心問題的重新討論──當少數股東可以透過制度設計主導企業治理，這還是健康的監督嗎？還是一種治理借殼的操控？
TIHIM僅持股約1%，卻破了外資先例，先後對可成一口氣提出過半的董事席次，甚至綁定通路商徵求委託書，其急切程度已遠超過台股市場過去對外資行為的理解。這不僅是可成一間公司的個案，而是對整個資本市場治理體系的空前挑戰。
當制度透明反成滲透工具，治理紅線該如何劃定？
台灣資本市場歷經多年努力，逐步建立股東提案制度與董事會獨立性，原意是強化治理結構、保障股東權益，然而，制度的開放性也意外成為極少數資本進行「治理穿透」的新武器。TIHIM是否為中資代理人尚無定論，但不容否認的是：在全球資本高度自由化與跨境控股結構愈趨複雜的當下，「表面國籍」早已無法代表實質控制權的來源。
香港、新加坡、開曼等地成為大量境外資金的跳板平台，合法結構之下實質控制者高度隱蔽。當這些資本透過看似合規的方式提名董事、操控媒體論述，試圖取得企業治理話語權時，誰能確認它們背後的意圖純粹只是股東回報？我們是否已經無聲無息地，把治理的大門，開放給了一群我們無從審查、無從問責的資本代理人？
TIHIM行動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只是它「能不能進董事會」，而是它「怎麼走到這一步」。當台股的提名制度允許極低持股就能操作媒體、打訴訟戰、動員通路商拉票，再加上董事候選人掛上金融與法律背景的光環，這樣的組合看似合法、形式完備，實則是一場對制度邏輯的反向精算與策略運用。
可成不會是唯一的案例。若TIHIM提名成功，下一個被試探的對象，很可能是那些現金水位高、獲利穩健卻風格保守的企業，特別是重資本製造業、科技硬體、能源與基礎設施等牽動國家命脈的產業。
這不是投資行為的進步，而是一種治理模式的「境外優化演算」──它正在尋找一個「最少投入、最大介入」的破口模型。在這些企業奮戰前線、努力創造價值的同時，這類非典型外資卻試圖以最小資本，換取最大話語權，進而分食企業多年來辛苦經營的成果。
中資滲透的真正風險，不在於是否「來自中國」
許多討論中資議題的聲音容易落入「來源國家」的判斷陷阱，仿佛只要來自某些地區就該全盤排除。但真正的挑戰在於：滲透不會打著「我是中資」的名號進場，它只會穿上你最熟悉的合法外資制服，以最洗練的方式進入治理層。
如果我們無法強化資本背景透明機制，只以國別與登記地區作為判斷標準，那麼中資、灰資與其他意圖性資本便永遠有空間操作。治理權不再是台灣企業的內部事務，而可能淪為境外勢力藉由制度型滲透，慢慢改寫本土企業經營方向的管道。
監管與制度的應對必須提前，而不是事後補破網
台灣目前對董事提名的資訊揭露、股東背景審查、跨境股權控管等環節尚有明顯空隙。除了金管會應重新檢討相關提名與持股規範，也應考慮建立更高標準的董事會參與資格與審查制度，並仿效美國對敏感產業的外資入股審查機制（如CFIUS），針對高科技、戰略性資源企業進行治理層的背景審核。
同時，台股應同步強化資訊對等機制，防止個別股東利用新聞媒體與社群言論綁架輿情。市場自由應建立在公平與資訊對稱的基礎上，而不是讓掌握聲量的少數資本主導企業命運。
不怕資本競爭，但要有治理清醒
在這個資本高度流動、意圖難辨的年代，治理必須被視為一種主權──它不僅決定企業的價值，也牽動國家產業的韌性。台灣企業不怕資本競爭，但我們需要制度上的清醒。因為當制度的縫隙變成可穿越的後門，我們失去的不只是某家企業的未來，而是整個資本市場的主體性。
TIHIM與可成的事件，不是一場風波，而是一面鏡子──它照見了制度的空窗、治理的紅線，也映照出我們對滲透風險還存在多少天真。這面鏡子，不該被輕易移開。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為什麽說美國副總統無知又無禮？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外資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