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土地面積僅33.3平方公里，是名符其實的彈丸之地。但自它在1556年被葡萄牙殖民之後，數百年來有着許多稱號——
在葡萄牙統治時期，澳門因為忠誠，葡萄牙國王給它封上「天主聖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主權移交過後，賭牌開放，林立的酒店賭場金碧輝煌，人們叫它做「東方蒙地卡羅」或「東方拉斯維加斯」。
但是近年，這些美譽很少再被人提起，取而代之是「北京的『乖孩子』」和「『一國兩制』的模範生」。
澳門與香港同作為中國「一國兩制」的實驗場，但澳門在世界的能見度低得多。可是這些年，這個小城不斷被中央點名盛讚，要香港向它學習——學習澳門「發自內心擁護『一國兩制』」、完善國安、「有事多商量、做事多協調」。
過去20年，港府相隔數年就陷入一次政治漩渦：2003年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風波、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2016年「旺角騷亂」，以及2019年的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反修例風波」。與之相比，一早完成「廿三條」立法的澳門，給中國鬧出的亂子少太多。
澳門問題研究專家譚志強對BBC解釋，這是因為澳門政府角色從來都相當被動，「阿爺不出聲我就不做事，一畝三分田，各自去耕作」，而且澳門人「怕亂」。所以當香港局勢變差，有了「壞孩子」在旁，澳門就突然成了「乖孩子」。
事實上，澳門政府和社會之所以相對穩定，受到各種歷史、社會、經濟乃至地緣政治因素所形塑。今年是澳門主權移交25年，BBC訪問多名澳門分析人士、文化工作者及傳媒人，解構這個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是如何被實踐出來？
殖民時代的親北京社團與「代理人政治」
五年前，澳門回歸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基本法》座談會上，大讚澳門「正確認識並妥善處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他指出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澳門人「有很強的國家觀念」、「國家認同在澳門擁有深厚的社會基礎」。
栗戰書的這番話被視為對香港的「指桑罵槐」，但他口中的「社會基礎」，與澳門殖民歷史有着深遠的關係，澳門人的和順性格也從此形成。
第一個影響因素，是華人與政治的距離。港澳研究專家譚志強說，葡萄牙殖民澳門近450年，「市民基本上是跟政治隔絕。」
在殖民時期的澳門，基本所有公務員都由葡萄牙派來的官員或土生葡人擔任，華人無法擔任科長以上的職位。所以社會發生大小事，市民依賴有聲望的社團領袖、民間社團幫忙。譚志強形容，這叫「代理人政治」。
經歷暴動，兩地開始人心回歸，不過澳門人回歸的是親北京社團，港人回歸的則是港英政府。值得留意的是在澳門，這些社團慢慢取代了土生葡人的角色，走進體制。
第二個影響因素，是中國「六四事件」後的白色恐怖。澳門人也並非對政治事件完全無感，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民運，當年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戒嚴鎮壓，觸發20萬澳門人上街抗議。
可是6月9日，中國政府以「反革命暴亂」定性事件後，社團迅速調整立場，社會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發起聲援的學生領袖被打、集會組織成員受壓辭職或被解僱。當抗爭成本變高，澳門人開始避免就政治事件發聲。
譚志強形容，「最正確的說法，是澳門人（對政治）沒有太多幻想」。
比起早在1950年關閉深圳邊境的香港，澳門有更長時間接收大陸移民。譚志強說，當時人們偷渡到澳門，主要因為在中國內地「生存不到，好窮困」。但來澳以後臨近主權移交，澳葡政府怠慢管治，「黑社會橫行隨街搶劫，搞得澳門雞毛鴨血。」連生活都過不好，澳門人便少談民主。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曾在1999年，針對港澳回歸民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只有不到20%澳門市民滿意葡萄牙統治，但香港則有近65%受訪者認同英國管治。
主權移交是澳門人的盼頭和轉變，他們希望新特首何厚鏵能像其父親何賢一樣，解決治安經濟問題。何賢是澳門中華總商會前會長，在澳葡時期積極為華人爭權，有「影子澳督」之稱。
1999年12月20日，澳門主權移交中國，解放軍部隊在中午時份進駐，三萬市民夾道歡迎——與香港凌晨時份低調進駐不同，外界普遍相信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舉動，能阻嚇黑社會力量。
根據民調，有56.2%的澳門人對主權移交抱愉快樂觀的心情，而在澳門政府管治一年後，72%人認同社會改變很大。
「不斷發生的社運」與「掩口費」
澳門在主權移交後乘上高速快車，不僅治安有所改善，也因為賭權開放，經濟得到史無前例的增長。根據澳門統計局數據，澳門人均GDP由2001年的15811美元，到2023年升逾4倍、達67529美元。
但在社會富裕的同時，樓價高漲、交通及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也相繼浮上檯面。
社會穩定性，經常成為港澳比較的一個面向——外界普遍評價25年來，澳門儘管衍生各樣社會問題，但未有發生像香港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廖志輝是澳門科普工作者，在碩士期間主力研究澳門工運。他指出，社會過去曾出現多番抗議潮，但它們來得快，消散也快。
這與抗議的訴求和公民社會薄弱有關。廖志輝舉例，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年「雷曼事件」影響，失業工人多次爆發街頭示威活動；2014年，政府因推出高官離任補償法案，給予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優厚退休福利，觸發兩萬名市民上街遊行、包圍立法會。
最經典的例子是從2008年起、每年向市民派錢的「現金分享計劃」。2007年勞動節遊行，警民發生衝突，一名警察向天開五槍，這個舉動雖然在社會被嘲諷為開槍的「掩口費」，但市民卻頗為受落。
前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曾撰文形容，這是政府的「分贓」策略，將富沃的賭收與市民共享，「誘使市民避免進行政治動員」。
除了政府能找對方法、緩解市民憤懣外，廖志輝也指出澳門人身份認同感不強，導致抗議往往未及香港「有組織、有延續性」，「沒有身份認同，就很難去凝聚到一些（人去爭取）有關利益以外的事。」
澳門資深文化工作者李銳俊認同這個說法。她感覺，澳門在賭權開放後，「開始進入一個『暴發戶式』的社會」，人們只專注賺錢，漠視城市的大興土木和破壞。
在香港，不少保育事件成會為本土意識發育的土壤。但澳門情況不同，李銳俊說過去澳門沒有本土教育，澳門人也對自身的歷史陌生，很難對保育等議題產生共鳴——儘管澳門歷史建築群在2005年成功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對他們（澳門人）來說，始終生活的改善才是最重要。」李銳俊表示。
澳門也有「壞孩子」的一面
從社會而言，澳門人適應大環境變化，形成「只談民生不談民主」的心態；在政治方面，議會內長期得三名民主派，完全翻不起波瀾，這讓澳門政府及北京省心許多。
但澳門傳媒人崔子釗說，澳門表面上「很乖」，其實暗地裡也有很多「壞表現」，遭到北京警惕和整頓。
第一件，是公民社會的覺醒。2014年，「反離補運動」在崔世安撤回法案後落幕。但崔子釗說，二十萬人上街的公民力量，觸動澳門政府的神經，開始收窄集會自由。
2017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澳門視察，發表講話指澳門地方小人口少，「你亂不得，你也亂不起」。翌年，澳門即通過修改集會示威法——市民集會示威原只須以書面通知民政總署，後改為通知警察局長。
崔子釗形容，這是一個「意義很重大」的自由倒退，向警方通知集會變相對主辦的市民施加壓力，而當局的目的就是「不想再見到2014年的運動重演。」
另外在經濟上，澳門「野蠻生長」的賭業也是北京的一大憂患。
澳門自2003年開放賭牌，博彩收益年年攀升。2013年，賭收突破3607億澳門元，其中超過六成來自貴賓廳。但貴賓廳產業長期與走資、洗黑錢和網路賭博有關，崔子釗直指，「這件事大大地損害了中共的利益。」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打貪，賭業也被着手整肅。不過一開始，北京的做法相對温和：限制內地銀行卡在澳櫃員機提款額、多次收緊自由行簽注，減少資金流失。但到2021年，北京直接出手整頓。當年11月，「賭廳之王」周焯華因涉跨境賭博犯罪，遭大陸發出通緝令，後在澳門被捕。
中央定調下旨，澳門政府不得不降低博彩業佔比。2022年末，六大博企獲續新賭牌，承諾投資1188億元，當中九成要花在非博彩項目。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數據，2023年，全年賭收為1831億澳門元，當中貴賓廳僅佔不到兩成半。
「上面吹什麽風，你就跟著吹」
「它（中央）可以限制自由行（簽注）次數，需要的時候它也可以『關水喉』（斷絕經濟），」鄭明軒說，「澳門人要明白這件事，從來都不是我們掌握自己的命運。」
鄭明軒是新澳門學社前理事長，這句話從他口中說出有一定說服力——2021年，他聯合老民主派吳國昌共同參選立法會，後與其他22人一同被選管會以「不擁護澳門《基本法》與特區」為由「DQ」，被撤銷參選資格。「DQ」名單中，還包括2017年首度當選議員的蘇嘉豪。
澳門立法會一共有33名議員：14名直選、12名間選，還有7名由特首委任。整個議會內長年最多只有三個民主派聲音，如今他們在選前全軍覆沒，消息震驚澳門全城。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前副教授余永逸曾推測，事情由北京主導。身為事件主角之一，鄭明軒深明澳門從來沒有主導權，「上面吹什麽風，你（澳門）就跟著吹。」
2019年後，「國家安全」成為北京指派給特區的首要任務。鄭明軒說，即使澳門從來構成不了國安威脅，但當香港也立了國安法，「澳門不搞（點東西），就落後於形勢」。
比起2014年，這次澳門政府行動像突然加速一樣。2019年6月，《網絡安全法》實施，全部電話須實名登記；兩個月後，俗稱「秘密警察」法案獲通過，警權被擴大，執行國安任務人員可匿名；再之後有包含「謠言罪」的《民防綱要法》生效、具人臉識別的「天眼」投入服務、「六四」集會被判定違法等。
即使有澳門人嘗試舉辦默站聲援香港示威者，澳門警方先以集會支持違法行為禁辦。在原定集會當日，警方更部署過百警力，截查身穿黑衣的市民；最後拘捕七人。
「國家安全」之下，澳門政府變得極其敏感。鄭明軒形容，這是政府「安全的策略」，「做多了未必有壞的，但是不做，那個unknown（未知）你控制不了。」
對於中國來說，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但澳門則是相反，這裡從來依傍中國龐大的經濟體發展，無法擺脫「聽旨」的角色。
「 我們不可以否認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央的政策和中國的發展，幾樣東西加起來，澳門才會發達，同樣澳門現在做的事，也要看著更大的環境去做，它不可以跟大環境唱反調。」
在這前提下，鄭明軒不理解澳門為何會被封為「模範生」。「所謂的模範生，不是只是乖，是要拿高分的，澳門哪裡高分呢？經濟發展，不是你搞出來，是被動接下來，我們怎樣對得起『模範生』這三個字呢？」
但他很好奇，「如果沒有香港這個『壞孩子』，澳門還是所謂的『模範生』嗎？」
澳門典範，還能吸引台灣嗎？
1982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原是針對解決台灣問題，讓港澳先行起示範作用，最後實現國家統一。過去25年，北京一直高調表揚澳門的實踐，這個成功典範，還能夠吸引與對岸漸行漸遠的台灣嗎？
他以香港作對比，很多台灣人會去香港做生意和讀書，「他們會存錢在香港的銀行，或者是買保險、金融商品」。但澳門不是金融中心，「去澳門通常就只是單純的旅遊」，自然連結度和關注度比較低。
但撇除澳門有多成功，陳方隅說現時在台灣，「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在討論所謂的『一國兩制』」。12月5日，台灣陸委員發布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看法的民調，結果顯示有86.7%受訪不贊成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另有74.1%人贊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他提到自2016年民進黨上台執政，中國切斷對台交流，同時軍演變得頻繁，台灣人對中國觀感越來越差。加上2019年，香港因修訂《逃犯條例》爆發大規模示威，翌年中國政府強行通過《港區國安法》。
陳方隅形容，台灣人目睹香港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國兩制』早就已經不存在，變成『一國一制』了。」他還強調，「兩制」的意義原是在於保障法治，以及特區的政治經濟制度跟中國不一樣。
「澳門一直以來都很乖沒有錯，如果所有的政策立場、運行模式都跟中共是一樣的話，那這個『兩制』其實也沒有實質的意義。」
「不變形、不走樣」
在接受BBC訪問的一眾分析人士中，只有廖志輝目前仍在澳門生活，其他均身處外地。
2020年，面對越發壓抑的社會及政治氣氛，李銳俊「沒有辦法再認同這個地方」，申請到台灣旅居。在兩地生活對比之間，她再次看清澳門的缺失。
澳門自16世紀開始已有西方文化傳入，中西文化傳統在這裡碰撞融合，「這些文化特質的東西，在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會有，」但是她感到，這些東西自主權移交沒有被重視，也沒有被維護，「現在正正就是被削弱了，而且變得更加不獨特」。
在文化上，她對消失中的澳門特色感到失落，認為日後的澳門只會變得像一些中國三四線城市一樣。
但在政制上，鄭明軒很有信心，25年後的澳門還會存在「一國兩制」，因為澳門對於中國仍有價值。
「澳門仍然是一個（中國）走出去的跳板，不要小看這件事。它沒有香港的規模那麼大，但仍有很多中國人要搬錢、搬人出來，而澳門對私有的產權保護、資金進出的保障，是跟中國完全不一樣。」
只不過問題是，未來它會如何被理解和演繹。10月13日，澳門第六屆特首在一人選舉中誕生。現年62歲的岑浩輝為前終審法院院長，但他並非本地出生，引起外界熱議這是「京人治澳」的開端。
鄭明軒認為，「一國兩制」走到一半，港澳的角色開始趨同，任務是要改造自己，以服務中國的利益、促進其國家安全。在未來，「一國兩制」完全走樣「不是沒可能」，但他頗為肯定，「招牌一定還在，放心，一定會是成功典範，一定會是不變形、不走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