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僅數小時後,他就在克里姆林宮(Kremlin)寬敞的葉卡捷琳娜大廳(Yekaterininsky Hall)召集了俄羅斯最富有的一批人。
三十多人沿著牆邊擠坐在一起,因新冠疫情戴著口罩。一名俄羅斯報社記者形容他們「面色蒼白、睡眠不足」。普京進場後在大廳的另一端坐下,與這些商人之間留出了一大片空間。和往常一樣,他沒有戴口罩。
「我希望呼籲你們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他說,「並與政府共同努力,找到支持生產、經濟和就業的工具。」
在克里姆林宮公布的會議影片中,受邀的億萬富豪無人發言。
這種沉默已成為俄羅斯超級富豪的標誌。在普京執政的數十年間,他們學會了一個道理:出頭發聲可能代價高昂。2003年,當時的俄羅斯首富、石油大亨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他曾資助多個反對派團體——指控普京縱容猖獗的腐敗。此後十年他在牢獄中度過,被判逃稅、欺詐和侵吞罪名成立——這是對其他潛在批評者的警告。他否認了這些指控。
即使有大亨反對這場戰爭,他們也往往把想法藏在心底。
但即使在這片沉默之中,也有竊竊私語:俄羅斯一度權勢顯赫的商業精英中,一些人似乎正在想像一個「後普京」的俄羅斯。他們在想,一旦總統卸任或去世,這個國家是否會更像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樣——那時寡頭們享受著權力的果實——又或者,一種更健康的政治是否可能生根。
記者阿爾卡季・奧斯特羅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著名的克里姆林宮觀察人士,他最近花了數小時採訪俄羅斯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說,他感覺到在超級富豪如何看待國家未來的問題上,「一場歷史性的政治轉變正在發生」。
躁動不安的大亨
1991年蘇聯解體,在國內舞台上催生了一股新的強大力量:一些人利用共產主義的終結變得異常富有,繼而試圖為自身利益操控政客。他們被稱為「寡頭」(oligarchs)——該詞源自古希臘語,意為「少數統治者」。他們有錢,而在當時,錢就意味著權力。
「狂野的九十年代」正是所謂「新俄羅斯人」(new Russians)橫空出世的年代。大型國有企業任人爭奪,有門路的人幾乎一夜之間就成了百萬富豪——甚至億萬富豪。腐敗橫行,任人唯親氾濫,買兇殺人頻發。
但在2000年普京首次當選總統後,他幾乎立刻就制服了這些寡頭。他對與任何人分享權力興趣寥寥。他之所以有底氣對這些億萬富豪強硬,是因為俄羅斯經濟正在恢復元氣,中央政府日益強大。
「我記得見過那些寡頭四處走動,一副主人的派頭,是最傲慢、最自信的傢伙。然後普京一出現,看到這些所謂『打了類固醇的阿爾法男』如何變成絕對服從、近乎絕望的小學生,實在令人驚嘆,」他對BBC說。
自2022年戰爭爆發以來,克里姆林宮以無情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約束俄羅斯的富商。批評戰爭的人眼睜睜看著資產被沒收,而忠誠者則獲得豐厚的政府戰爭合約作為回報:如今俄羅斯的億萬富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據《福布斯》(Forbes)雜誌統計,共155人)。他們的財富總額已達到近7000億美元(5250億英鎊)的歷史新高。
但即使是那些保持忠誠並獲得回報的大亨,這些錢似乎也沒有讓他們快樂。一些人正變得躁動不安。
專制、寡頭政治還是民主?
他們的億萬身家不如從前好使了:在國內,他們買不到多少政治影響力。
「他們手裡沒牌,也沒局可打,」流亡政治家、分析人士德米特里・涅克拉索夫(Dmitry Nekrasov)說。「他們富有是因為和普京沾邊,而不是反過來。」
而在俄羅斯之外,由於西方在俄羅斯全面入侵後實施的制裁,他們備受排斥。
「他們被當作低級罪犯對待。他們的私人飛機不能飛。他們的遊艇無法停靠在歐洲所有最好的港口。這對他們來說一定非常糟糕、非常屈辱,」公開批評普京的布勞德說。
於是,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悄悄地思考普京離場之後會發生什麼。這是一些深諳這些大亨世界的資深分析人士告訴我的。
總統短期內沒有離任的跡象,也沒有理由認為他健康不佳。但普京上月已滿74歲,在克里姆林宮掌權已達25年;莫斯科的人們知道,他的退出終有一天會到來。去年路透(Reuters)問他是否打算任職到2036年——即其憲法任期在技術上結束之時,普京回答說:「只有上帝知道我們的健康還夠不夠用。」
如果普京辭職或在任上去世,總理米哈伊爾・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將接任。但米舒斯京沒有表現出任何總統野心(這大概是他獲任命的關鍵原因)。這將造成某種權力真空。
在這種情況下,與我交談過的俄羅斯觀察人士設想了幾種可能的情景。
西方的一些人——俄羅斯國內無疑也有人——希望後普京時代的俄羅斯能開出民主之花,政府由人民領導,而不是由新一批寡頭或另一位獨裁者領導。但分析人士說,這似乎是最不可能的路徑。在普京的統治下,關鍵的民主制度已被侵蝕或摧毀。「俄羅斯太習慣暴力了,它已經不習慣標準的民主程序了,」流亡的俄羅斯記者、分析人士亞歷山德拉・普羅科彭科(Alexandra Prokopenko)說。
另一條路是更多的專制。另一位人物可能取代普京,延續他的鎮壓文化。但普羅科彭科認為,這不會是又一場強人獨裁——至少不會立刻如此。她說,這些事情需要時間:起初,普京的繼任者會比他弱,掌握的資源也更少。
這最後一個選項,自然是許多大亨想要的。「他們想回到那個有人聽他們說話、資產不會被剝奪、也懂得遊戲規則的時代,」普羅科彭科說。她花了大量時間與俄羅斯最富有的人交談。
儘管自90年代以來他們的權力已被嚴重削弱,但這些大亨的聲音仍值得傾聽:鑑於其龐大的財富,他們遲早會試圖重新確立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流亡政治家涅克拉索夫說,已經有一些人「試圖與合適的安全官員或部長交朋友」。但他說,任何更進一步的行動都「太危險,不敢採取」。
他說,大亨們未來幾年的行為將部分取決於其財務狀況。手頭握有大量流動現金的人會更有信心「玩政治遊戲」、爭奪位置,為後普京時代的國家做準備。但那些財富依賴國家合約或政府善意的人會感到太害怕,生怕失去一切,他說。
普羅科彭科說,商人們談論普京的方式已經發生了轉變。他們過去給他起綽號叫「納查利尼克」(Nachalnik,意為「老闆」),還有「別爾維」(Perviy,意為「第一」),或直呼其姓名首字母「VV」——這些綽號都傳遞出一定程度的敬意。現在他們叫他「傑德」(Ded),用普羅科彭科的話說,帶著「一絲輕蔑」。「Ded」譯為「老頭」或「爺爺」——是一個遠不那麼恭敬的稱呼。
她說,一些富有的俄羅斯人渴望「政治重回人們的生活」,減少鎮壓,言論更開放,政黨和政治家之間有更健康的競爭。
但她說,眼下由於俄羅斯令人窒息的氛圍,他們太害怕了,無法促成這一切。普羅科彭科採訪過一位大亨,他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一直把手機坐在身下,因為他認為這樣能讓祕密警察的電子竊聽更困難。「我覺得那是一種絕對史達林式的恐懼。這完全是非理性的,」她說。
一次爆炸性採訪
關於大亨們可能想從後普京的未來中得到什麼,一條有趣的線索來自安德烈・梅利尼琴科(Andrey Melnichenko)。他被稱為「世界化肥大王」,目前是俄羅斯第8大富豪。
今年早些時候,他接受《經濟學人》採訪,令觀察人士感到意外——對一名富有的俄羅斯人來說這是罕見之舉,尤其受訪對象是一家來自克里姆林宮眼中不友好國家的出版物。該刊還發表了一篇由他撰寫的文章。
在採訪的部分內容中,梅利尼琴科重複了克里姆林宮的說辭。他說,烏克蘭是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戰場,他認為西方忽視了俄羅斯的安全關切,並威脅其主權。
但接下來就更有趣了。梅利尼琴科沒有呼籲普京下台,但——這是個很大的「但是」——他主張做出改變,以終結俄羅斯的一人統治。他說,俄羅斯需要更多地與世界接觸。
普羅科彭科認為,這位大亨試圖攪動一場公共討論。這是「呼籲像他一樣的富人開始發聲」,她說。
採訪他的記者阿爾卡季・奧斯特羅夫斯基告訴我,兩人進行了「緊張而激烈的討論」,地點在「酒店和咖啡館,大多是喝咖啡,喝了很多咖啡,有時抽菸」。他說,這位大亨似乎在「認真思考」自己的回答,而不是給出政客式的公關辭令。
在俄羅斯,沒有一件事是簡單的,多數觀察人士認為,這次採訪很可能得到了克里姆林宮某種形式的批准——無論是默許還是明示。我們不知道當局為何願意批准這一不同尋常的變革呼籲;有可能他們試圖表明,該國仍存在某種程度的多元主義。
沒有大亨站出來支持他。不過,這位記者覺得,梅利尼琴科並非只代表自己發言,也代表了他的商界同行。
記者奧斯特羅夫斯基說,他們中的一些人希望,在普京離開之後,這個國家能成為一個「寡頭共和國」——就像90年代那樣,由商業精英掌權。
根據多年報導俄羅斯的經驗,奧斯特羅夫斯基說,該國許多超級富豪目前感到「一種徹底的走投無路感,這場戰爭已把俄羅斯帶入……(一種)沒有未來的境地」。
但即使大亨們在思考未來,他們短期內採取行動的可能性似乎也很渺茫。
批評普京的布勞德說,儘管他們中許多人心懷不滿,但在普京還活著的時候,他們不太可能密謀反對他。「他們明白,如果做出任何挑戰普京的事,他會殺了他們。而普京是個非常多疑的小人物。」
曾在俄羅斯擔任重要投資者的美國金融家邁克・卡爾維(Mike Calvey)同意這一觀點。「他們除了直接進監獄、失去資產,還能做什麼?坐在倫敦的人很容易說,『你們為什麼不都站起來,直接去坐牢?』那才是真正會發生的事。」
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曾經能夠在最高權力層牽線操縱。普京離開後,他們無疑會試圖奪回昔日的影響力。問題是:現政權的殘餘勢力會允許他們這麼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