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香港特首李家超本月早些時候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在各界爭議聲中下調烈酒率政策。
此舉被指意在重振香港的「夜生活」，拉動後疫情和《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恢復乏力的本地經濟。酒吧從業者認為調整和預期有落差，醫學界則批評此舉有損公共健康。烈酒稅下調的效果仍有待觀察。
過去，香港政府對酒精濃度高於30%的烈酒徵收100%重稅，一直為全球最高。如今，當局宣佈改行雙層稅制——以進口價200港幣（約26美元）為分界，低於這一價格的烈酒稅率維持不變，仍為100%；高於此價的烈酒，超過200港幣的部分，稅率則減九成，只要付10%。
這不是港府第一次減免酒稅。 2008年，香港取消徵收所有葡萄酒稅，成為亞洲首個葡萄酒免稅港。2023年，香港葡萄酒進口貨值比免稅前的2007年增加375%。李家超說，下調烈酒稅旨在複製2008年取消紅酒稅的成功經驗，刺激市場消費。
酒吧及飲食業界是香港受疫情打擊最為嚴重的行業之一。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今年第二季酒吧總收益接近3.4億港幣，比2019年同期跌約25%。但減烈酒稅真能重新振興香港夜生活嗎？ 2008年豁免紅酒稅後的貿易榮景，能夠重現嗎？
BBC中文採訪多位業界人士、酒吧東主和醫生學者，了解各界如何看待該政策和未來。
酒商：與期望有落差
港府宣佈減烈酒稅並非突然。早在今年1月，立法會議員李浩然已經建議政府寬減酒稅對市場「放水」。而自9月開始，多個黨派、酒商及商會代表共同召開記者會，期望政府減酒稅刺激夜生活。當時有消息傳言，政府內部反應正面。
業界磨拳擦掌，靜待減稅結果。香港酒業總商會創會會長蘇又萍對BBC中文表示，她當時建議政府將烈酒稅減至20%，「我們希望可以同澳門看齊。」目前，澳門對烈酒徵收10%從價稅，以及每公升20元澳門元的從量稅。
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雋永曾形容，酒吧業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夕，他向BBC中文說只要政府一撤稅，市場開放、競爭變大，不管減多少，酒吧業肯定會得益。「假設我們拿到的酒稅是零，我們就便宜了一半，我們可以省一半錢來交租或出糧。」
然而，政府最後決定實行雙層稅制，進口價200港幣以上的烈酒才算是受惠，讓業界換來一個期望落差。在香港擁有16家門店的偉成洋酒總經理文德榮對BBC中文說：「門檻太高了。」
文德榮在新制出台後的下午忙著和業界開會，又要和客戶解釋，「（政府）講就好像是烈酒稅大減九成，但其實實質有一點誤導。」
文德榮舉例，一瓶進口價為300港幣的酒，新制下的稅率是210元，所以入口總成本已是510元。再加上批發、零售商從中賺取利潤，賣到客戶手裡都差不多要800元。所以真正受政策優惠到的，只有「平時起碼都拿得出一千元來消費的那些人。」但他說，這類消費貴價酒的客戶佔比不到兩成。
他說，酒商深受過去疫情限聚令打擊，相比零售「最猛的時候」 生意跌了兩成。他一直盼著熬過疫情「應該會有曙光」，但沒料到疫情後的生意還要跌兩成。
遊客和本地人的消費模式改變是主因：遊客不想花錢，港人北上消費、出國旅遊。 「我們主力做酒的生意，第一就是聚會、出去吃飯、送禮，但消費者都不在香港吃飯，沒有需要在香港買酒，」文德榮形容，酒商跟餐飲業都有著連帶關係，「如果餐飲業下跌，我們都是一樣、都是一起下跌的。」
他說說，目前店內銷量最好的烈酒零售價大都介乎400至1000元之間。他原本期待成本降低後，市民可以用同等的價錢享受優質酒，同時帶動遊客來港購買優質產品，但現在「我們面對一個更尷尬的情況。」
「你現在在我店裡去看到的那些酒，如果標價是低於800元，應該就沒有空間減了。」
酒吧東主：對酒吧實際幫助「近乎零」
林一（化名）在上環荷里活道經營酒吧將近15年。他對BBC中文說，疫情過後，他見證不少老牌酒吧倒閉，開始思考如何重新定位酒吧。他想到幾個要點：首先酒的質素要好，人們來到會聊天「make friends」（交友），音樂不要太猛、燈光也不能太閃。
最後，他和生意伙伴決定以高質雞尾酒作定位，「我們其實不是說要賺到你盡，我們是真的想你們喝得開心。」許多雞尾酒的基酒都屬於烈酒。目前，烈酒佔林一酒吧來貨比例超過一半。不過，當中大部份享受不到新稅制優惠。
「基本上酒吧的house liquor（自釀酒），例如gin tonic（金湯力）、vodka tonic（伏特加湯力）之類的基本酒底，到酒吧來貨價都是100多港幣，」林一說，那麼供應商的進口價甚至可能低於100港幣。至於像是貴價威士忌和龍味蘭酒等相對頂級一點的烈酒，則佔整體生意額不到一成，形容新稅對其酒吧的實際幫助「近乎零」。
BBC中文了解到，業界均期待政府未來會有「第二輪」減稅。但林一懷疑減稅對振興酒吧業的作用。
林一分析說，在香港開店，最大支出是租金和人工。他粗略地算了一下，像他自己酒吧的租金一個月就高達6萬元，酒成本也要6萬以上，再加上燈油火蠟、人工開支，一個月總共要支出約20萬。他大膽假設，儘管政府減稅後能讓買酒成本節省一萬，「但是每一個月你照樣要給18、19萬，怎麼維持呢？」
他覺得，如果光想靠著減酒稅就能救活酒吧，「有點自欺欺人」。
而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做生意講的是一個供求關係。酒稅減了，受惠者率先是批發商、供應商，但優惠會不會落到酒吧甚至消費者，那就要看每一層人的決定。
「我們自己也有去旅行，看到免稅店賣的那些酒的價錢，有時候還比我們進貨的價錢貴、有時卻便宜，但免稅店理應沒有酒稅，所以我覺得他們是看需求。」
醫學界： 控煙做得好，為何又減酒稅？
雖然新措施作用不大，但蘇又萍肯定政府的做法，「因為肯走出第一步」。她解釋，其實商會早在2018年已向政府提議減免烈酒稅，但一直都不被接納，而不成功的原因「都是一個」，「就是醫護怕影響到香港市民的健康。」
文德榮也同意，認為政府減稅與否的最大阻力，是醫學界對「烈酒的飲酒文化不太了解」。
在施政報告發表前，來自醫療衛生界別人士連番發出聲明及聯署，強烈反對政府減烈酒稅。衛生署前助理署長程卓端在《南華早報》撰文，質疑業界提倡「適量飲酒」的理念難以令人信服，又指出如交通意外、性暴力等社會問題與酒精之間的聯繫，往往受社會低估或忽視。
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臨牀助理教授全劍超認為，香港與其他地方在控酒做法上「有點不一致」，「越來越多人會意識到酒精的危害......尤其在西方國家，年輕一代與其他幾代人相比，少了很多抽煙和喝酒的習慣……」
不過他認為，港府減稅目的不一定是要鼓勵更多人喝酒，「你知道，這顯然是關於交易」。
回看2008年，香港取消徵收葡萄酒稅減免政策，誠然是經濟重挫下的刺激產物。
2003年沙士（SARS）襲港，重創香港經濟，創下高達8.7%失業率的紀錄。唐英年在此背景下出任財政司司長，他表示為提高市民的消費意欲，在2007年預算案中提出將原本80%的紅酒稅減半。至翌年，曾俊華接任後就直接取消紅酒稅。
「我們確實知道，較低的價格會導致更多的消費和更多的傷害，」全劍超說，「我看不到（減稅有）任何公共健康益處。」
「其實所有這些飲酒、吸煙等都是致癌物，當然不是說他們（商界）不好，他們只是謀生，但他們要知道他們在賣的產品是第一級致癌物，」香港大學護理學院教授王文炳說。
根據香港醫務衛生局今年七月回答議員質詢的文件，顯示香港每年有2000至2600人因與酒精有關的疾病或損傷而住院。
2022年，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發佈一份有關「酒稅對公共健康影響」研究，研究以2018年香港估有616名病人因酒精造成死亡為計，結論得出如果稅率回升至2008年前水平，並且轉移至消費者，則將可以減少死亡達4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月，立法會才三讀通過加煙稅以降低吸煙率，令加稅後每包煙的平均零售價升至93.68港元。外界質疑減烈酒稅與公共衛生政策背道而馳。身為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員的王文炳也表示不理解，「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控煙）做得很好，我們在控酒方面有這麼大的開放呢？」
「夜生活」還能回來嗎？
摩西（Moses）有著近六年調酒師的經驗，在疫情後期，他轉到蘇豪區一間頂尖雞尾酒吧工作。烈酒是他工作必然會用到的酒，但因為他這類酒吧「是做quality，不是quantity」，摩西說只要是需要的酒、適合的酒就會用，價錢不是主要的考量。
不過他認為，政府減烈酒稅對酒吧業界來說算是好事，只不過長遠成效不大，「因為最治本方法是吸引不同人夜出消費」。
十月初，適逢中國長假期，加上工作的酒吧曾入圍亞洲50大酒吧，一直都受遊客歡迎，每晚爆滿。但他也強調他們只是個例，不少在蘭桂坊、九龍區的酒吧都仍在掙扎，「現在市道的問題是，人都不出來了。」
摩西覺得原因有兩個：第一是香港沒地方可以消費了，第二是香港人的生活模式早被疫情改變——這也連帶改變了香港飲酒模式。
林一也覺得，對於特意外出消費的客人來說，他們並不會太在意價錢的變化，反而重點是當他們出了門，他們拿不拿得到「想要的東西」——而現在香港卻好像給不到。
林一目前移居英國。今年四月，他回過香港一次，「 我們照樣繼續去蒲（到酒吧消遣），蒲到三、四點。」他感覺香港夜晚的吸引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他回憶自己在一個周末的晚上九點多，走在蘭桂坊的主街上人流稀薄，酒吧的店員拿著菜單在門口招客人，「像去了芭堤雅旅遊大街」。
「以前總之所有地方都是滿的，你很少看到酒吧是沒有人或者質素是很差的，你想選一些什麼（吃的）， 有美國的、日本的、黎巴嫩菜、法國菜，餐廳都是齊的，人家吃完東西就自然會繼續在那裡喝酒，」他總結，以前的人是會消費的。
一個城市的夜生活反映出它的活力，港府雖然在疫情後大推夜繽紛和盛事經濟。但在林一看，那些活動都好像只在追求數字和畫面， 「不管那個活動的質素是怎樣，最後留給別人的想法和收獲是怎樣， 總之把一些人聚到同一個地方，然後就覺得那件事已經做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