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死於拘禁、兄臥軌自殺、弟精神失常 劉少奇長女：時代悲劇，不怨恨

幾十年的甘苦榮辱，對於88歲的劉愛琴來說，都已淡然。4月15日，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代表俄總統普京，向32位蘇聯衛國戰爭（1941─1945年）做出貢獻的中國公民頒發「偉大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獎章。中國前領導人劉少奇長女劉愛琴是其中一員。近日，《新京報》對話劉愛琴，耄耋老人追憶自己在蘇聯戰亂時期度過的青春歲月，以及作為劉氏長女所親歷的時代起伏。

88歲的劉愛琴精神不錯，一頭銀髮梳得整齊妥帖，襯衫搭配西裝馬甲，沒有一絲褶皺。晚年的她，著書追憶父親、參加紀念活動，但更多時候，她過自己的生活。

回想多年前的文革，父親孤獨地死在開封，哥哥劉允斌在鐵軌上結束了生命，弟弟入獄，鐵窗內被折磨得近乎精神失常。她自己，第二任丈夫也在最艱難的時候離開了。

她也想過，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也許這一生不必這麼辛苦。問她心裡有怨恨嗎，她笑著搖頭，「都過去了，這把歲數，不在意了。」

異國，印象最深的是「冷和餓」

新京報：俄方頒發紀念章、邀請部分中方人員參加紅場閱兵背後有怎樣的故事？

劉愛琴：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很多革命領袖的子女都被送到當時的蘇聯讀書和生活，我們當時就生活在國際兒童院。俄羅斯方面定期會有表彰活動，50周年時頒發過一次獎章，今年70周年，更隆重一些。

新京報：國際兒童院是怎樣的地方，你在那裡生活了多久？

劉愛琴：前蘇聯專門接收世界各地共產黨和革命者後代的一個場所。1939年，我12歲，和哥哥還有幾個孩子一撥兒，途經新疆到了當時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一直到1949年跟父親回國，在那兒生活了10年。

新京報：戰時兒童院的生活是怎樣的？

劉愛琴：兒童院離莫斯科二三百公里，那時我們附近也遭到過德國人的飛機轟炸。老師組織我們巡邏，年長些的孩子發把櫻槍一樣的東西站在樓頂，一有情況就招呼大家轉移。像我當時十幾歲了，就負責保護兩三歲的小朋友，大的保護小的。

新京報：少年時代給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麼？

劉愛琴：冷和餓。打起仗來，兒童院的物資無法保證，記得有年冬天特別冷，沒炭火了，我們就把院內好多沒長大的樹砍掉了。我還給前線做棉衣和手套，手套要露出拇指和食指，方便扣動扳機，這個印象很深。

支邊，父親囑咐「不要和別人爭」

新京報：22歲之前，你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並不多？

劉愛琴：我是1938年被接到延安的，次年就去了蘇聯。1949年父親帶考察團秘密訪問蘇聯，才開始真正的父女相處。

新京報：1949年到1958年是同父親相處最集中的時間？

劉愛琴：對，剛回國那會兒，中國話都不怎麼會說了，適應了好一段時間。父親總讓我多學知識，我在人民大學學了三年後，就去國家計委工作了，面對的都是經濟數據。

新京報：後來你去了內蒙古？

劉愛琴：過了幾年，國務院開始精簡機構，動員干部支援邊疆建設。父親問我的想法，我也沒說什麼，後來就被他敦促著下放內蒙古了，這一去就將近20年。他一直希望我們對國家有用，也能做個表率。

新京報：當時你願意嗎？

劉愛琴：那時候沒什麼願意不願意，時代推著你去那裡。那兩年物資很緊缺，我心想去內蒙古還能吃羊肉呢，後來我還給家人往回背羊肉，但他們都吃不慣。（笑）後來背得最多的是土豆，一麻袋一麻袋往回背。

新京報：那些年同父親交流最多的內容是什麼？

劉愛琴：他讓我好好工作，在單位裡不要和別人爭什麼，不要覺得我是領導的女兒就怎樣怎樣。但我也沒和別人爭什麼，他總是有那樣的擔心。

新京報：最後見父親是什麼時候？

劉愛琴：1966年6月底還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當時文革已經有了苗頭，各地陸續鬧起來了。那次見面父親還囑咐我少摻和事情，不要跟著鬧，沒想到那是我們父女的永別。

永別，最後的印象是父親咳血工作

新京報：父親被批鬥後，你在內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響？

劉愛琴：那當然，街上很快貼大字報說我是蘇聯特務。1967年初就不讓我工作了。我被隔離，造反派讓我交代問題，他說父親6次叛變，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們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壞了、小便失禁。後來又把我送到工廠打掃廁所。文革中我前夫和我離了婚，他後來去了東北，三個孩子也沒人管，那段時間非常痛苦，牽掛父親，也牽掛孩子們。

新京報：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

劉愛琴：先是哥哥劉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蘇聯長大，是個特別刻苦的人，也最聽父親的話，一輩子都一門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頭市北的鐵路上臥軌自殺了。接著是弟弟允若，文革一開始就被關了，關了8年，整個人生都毀了。出來沒幾年就死在自己獨住的農家小院裡，很慘。最後是父親，1969年11月，他死後兩三天，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父親死了。

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父親死了

新京報：你當時的反應是怎樣的？

劉愛琴：在被子裡哭，也不能太大聲，就一直哭，大概有兩天兩夜。

新京報：對父親最後的印象是什麼？

劉愛琴：頭髮全白了，我白頭髮也是遺傳他，早早就白了，他身體不好，一直有肺病，有時候甚至會咳血，但是那些年都是堅持工作，周圍的人都勸不住。

新京報：你並不認同哥哥結束生命的方式？

劉愛琴：個人有個人的選擇，他內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問我怎麼熬過來的，具體我也說不出來，但那時就是有個念頭—不能死。那些人誣陷我父親和家人的（內容）我一個字也不信，我堅信真相總會大白，我得等那一天。

新京報：從父親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這個念頭支撐你？

劉愛琴：經過文革，我母親這三個孩子就剩我一個。有個場景一直反覆出現，我們老家是湖南，當地的農民寫信給父親反應農業生產的問題，他都一封封親自回信，還託人帶話說如果農民寫字不方便，就直接來找他說。政治上的東西我不懂，但爸爸一直在為老百姓做事情，我相信這些事是會被後人知道的。

晚年，希望孩子遠離政治

新京報：父親被平反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劉愛琴：那段時間，對於一個女兒來說，太長了。反正是該等的等到了。

新京報：之後你寫了關於父親的書？

劉愛琴：有出版社聯繫我，後來就寫了《我的父親劉少奇》，算是一個追憶和懷念。

新京報：你的人生很多時候被父親決定和牽連，加上他的嚴厲，心裡有沒有怪過他？

劉愛琴：父親始終是父親，他的很多決定，在他的角色看來，有他的理由。一個女兒怎麼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沒有怪過他。至於牽連，那是時代的悲劇，不是父親的錯。

新京報：經歷困難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假如我不是劉少奇的女兒、我生在尋常百姓家就好了」？

劉愛琴：怎麼不想？想過很多次，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兒，一生就不用這麼辛苦了。但我也沒覺得，是劉少奇的女兒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也不抱怨這個。

怨恨誰呢？

新京報：心裡沒有怨恨？

劉愛琴：怨恨誰呢，時代造就的悲劇，早就看淡了。幾年前我還回過一次內蒙古，和文革中審查我的人一起吃飯，有些人已經不在了，心裡沒有怨也沒有恨，都過去了。

新京報：現在的生活如何？

劉愛琴：生活挺安寧的，我享受現在的安寧，我們這批去蘇聯的孩子定期聚會，上次俄羅斯大使館發完紀念章，第二天我們就聚會了，做俄羅斯菜，唱當時的歌，大家都用俄語交流，跟小時候一樣，挺開心的。平常我特愛遛彎兒，早幾年，清早5點就起來，坐地鐵到頤和園，溜躂一大圈兒。也喜歡看書，最近我總譴責自己，七七八八的活動太多，好久沒看書了。

新京報：幾個孩子呢？

劉愛琴：他們都長大了，最大的已經60多了，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們家有第四代了，快一歲了，四世同堂，挺好的。

新京報：會願意小輩們從政嗎？

劉愛琴：不願意。我父親以前總說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輩子，我也沒真正地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遠離政治，平安開心地生活，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