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拚經濟的秘方「GDP主義」，2023年靠它就夠了嗎？

政治評論員鄧聿文認為，最好的提振信心的方式，當然是改變之前國進民退的政策取向，重新擁抱資本和私營經濟。不過，之前中國政府常用的辦法是否還能適用於目前的局面？曾經讓中國高速發展了40年的GDP主義，又對中國造成了哪些負面影響？

被認為十年來最重要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鍵詞是提振信心。因為今年中國經濟之表現，可謂是1978年實行改革後最糟糕的一年，比八九六四後的三年治理整頓時期還要壞。年初北京當局設定的增長目標是5.5%，但現在看來樂觀的估計也就是3.2%，近乎腰斬，而實際經濟狀況，恐怕比數據更難看。

最好的提振信心的方式，當然是改變之前國進民退的政策取向，重新擁抱資本和私營經濟。本次經濟工作會議在這方面做出了改變，習近平在會上為讓民企吃定心丸，還公開表示他是一貫支持民企的，也是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幹過來的。但是由於之前政府實際實行的限制私營經濟發展，特別是打壓資本和平台企業的做法，包括地方當局以法律名義抓捕和重判一些知名企業家，沒收他們的企業和個人財產，已經產生了廣泛和惡劣的影響，短時間要想民間資本和企業家們響應政府號召，恢復他們的信心，恐怕很難。

何謂GDP主義？

好在中國政府擁有多種政策工具去調節經濟，在這方面，北京當局比西方國家的政府有更多的優勢，因為中國的國有經濟比重很大，主要銀行也是國家的，政府還掌控其他資源。最重要的，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市場的參與者，是典型的重商主義政府，發展經濟是它們的本分，在過去40多年的大多數時期，它們的唯一使命就是招商引資，想方設法讓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學界曾以競爭型政府來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的秘訣。因為都想在發展經濟上超過其他地方，比著賽看誰的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增長水平高一點，所以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除了經濟，還是經濟。

中央政府引導地方競爭的主要辦法，是用GDP來考核官員，GDP越高，該地的主政者越容易得到提拔。此謂之GDP主義。故為了做大GDP，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是引進高能耗的重化工業和污染企業，因為它們一般投資大，見效快，短時間就能催高GDP，但也導致中國很長時間污染非常嚴重。不過，中國的經濟的確因此而得到高速發展，40年來年均GDP達到8%以上，這在世界經濟史上都罕見，尤其考慮中國的體量，可稱之為奇跡。當然這個奇跡是其他國家，包括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是學不來的。

官員集體躺平

但是，北京當局用GDP作槓桿驅動經濟發展，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作用，其中主要是對環境的破壞和勞工權益的漠視，引發社會的廣泛爭議和輿論持續不斷的批評。胡錦濤後期，中國政府開始有意對GDP主義糾偏，到習上台後，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很龐大，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習為集權，不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經濟上，強調政治掛帥，加上運動式反腐導致官員沒法關注經濟，GDP主義漸有退場的架勢，至少官員的升遷不再和他的經濟政績直接掛鉤。 （相關報導： 脫歐破壞英國經濟基礎 CNN：英國付出沈重損失，生活成本危機惡化 ｜ 更多文章 ）

按理說，對官員的政績考核不再看重GDP，本是好事，但如果出於集權的政治需要而非社會更好發展的內在需求，GDP主義退場的結果便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官員的集體躺平，不想幹、不願幹也不敢幹，因為誰都不知道會觸犯哪根政治律條，不如不作為。然而，不要GDP主義不等於完全可以拋棄經濟增長，畢竟中國還不是一個很富裕的國家，絕對貧困的人口總數還是相當大的。其實即使發達國家，也不是可以不重視經濟的。習當然亦清楚這點，按他的想法，是犧牲一定的速度把經濟做大做強，實現高質量發展。

政治介入抑制經濟

可當經濟被導入政治因素後，速度被犧牲掉了，但換不來高質量發展。因為經濟有其自身規律，它雖然少不了國家產業政策的幹預，特別在中國避免不了政府的行政沖動，可過於強烈的政府意志，尤其習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經濟，並且頻繁用行政手段去貫徹這種意志，搞國進民退，抑制資本，進行各種折騰，經濟的內在活力也就會被抑制和窒息。特別是過去三年，動態清零更是讓經濟處於休克狀態。

以房地產為例，為抑制高房價，政府用了很多政策工具打壓房地產，甚至直接用行政命令凍結市場交易，讓關聯各行業的房地產市場熄火，而政府重點培育的新興產業根本不足以彌補壓制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沖擊程度。到今年下半年，當局終於意識到這個後果的嚴峻性，試圖在信貸、債券、股權三個方面穩房市，可基本沒效果。前11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9.8%，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23.3%，商品房銷售額下降26.6%，是所有行業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房地產領域的投資佔國家全部投資的近1/3，房地產的蕭條也導致中國經濟提前進入寒冬。

地方已無防疫經費

房地產只是一個表征，經濟的困境已經並將繼續給整個社會帶來嚴重的問題，首當其沖的很可能是連防疫的錢都沒有，因為地方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很多基層政府實際已經破產，這或許是當局這次突然放棄動態清零的真正原因。因為此時保證社會不出大的問題尤其是大規模抗議比維護領袖個人的面子來得重要。但是放開疫情只是挽救經濟的必要一步，要重振經濟，激活信心，關鍵還是讓官員像過去一樣去拼經濟，作為政府主導型的國家，若官員不帶頭作為，單靠民間的力量很難使經濟有大的起色。

這就不難理解，最近有多個官方學者和研究機構建議當局將明年的經濟增速設定在5%以上，以引導社會特別是官員將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實際就是要讓當局重新撿起GDP這根指揮棒。中國社科院原院長、曾做過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謝伏瞻，前不久在社科院的明年經濟形勢預測發布會上，公開鼓吹GDP，用他的話說，增長目標是關鍵指標，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錨，是引導全社會預期的風向標，也是各地區、各部門對標的參照物。通過制定一個較高的經濟增速來穩定社會的心理預期。

民間對政府打壓仍有陰影

目前來看，中國明年兩會大概率會把經濟增速定在5%，由於今年的經濟增速實在太低，雖然疫情放開後感染人數的激增會讓中國經濟至少在明年第一季度依然不太可能好轉，但下半年應能擺脫疫情的困擾，普遍認為實現這一目標不是不可能的。多個國際經濟組織和機構也已將中國明年的經濟增長率上調到5%左右。

現在的問題是，即便中國明年能夠實現5%的增長水平，也不表明中國經濟就完全走出泥潭，恢復了過去的活力。首先，民間資本和企業家對前幾年當局的打壓還是會有很大的心理陰影，很難相信政府的意圖，處於一種半觀望狀態；其次，只要當局的反腐仍以目前的頻率進行，官員們就不敢放開手腳大幹，而習時代的各種政治禁忌，依然對他們是個制約。

所以，僅僅發出GDP這個信號是不夠的，必須創造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將國家的各項政策都調整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才可能再次啟動中國經濟，讓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明顯的活躍期。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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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