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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化身「異議人士庇護所」的德意志:切實反省歷史,於是樂於幫助全球政治犯

劉霞到達德國柏林時,有民間組織人士到機場舉起標語歡迎。(BBC中文網)

劉霞到達德國柏林時,有民間組織人士到機場舉起標語歡迎。(BBC中文網)

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遺孀劉霞到達德國後,正在酒店暫住,也曾經與當地的朋友見面。當地有團體準備周五(7月13日)劉曉波逝世一週年的日子,在柏林格特斯曼教堂(Gethsemane church)為劉曉波舉行追憶會,但外界仍然未知她會否出席。

德國多年來都有介入劉曉波的事件。他去年病重入院時,德國曾派出醫療專家為他會診;他逝世後,德國等多國政府呼籲中國當局容許劉霞出國,德國更表示隨時歡迎她到當地。 劉霞獲准出國後,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陪她從北京乘坐飛機,經芬蘭赫爾辛基轉機到柏林。

多年來,德國收容了來自多個國家的異議人士,它在2015年的歐洲難民潮更接納了許多來自中東和非洲的難民。分析認為,德國的歷史和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成長背景,都令德國社會在難民和人權等問題上十分包容。

在從北京抵達芬蘭赫爾辛基機場等待轉機時,劉霞滿張開雙臂走向接機的人,神色愉悅。
在從北京抵達芬蘭赫爾辛基機場等待轉機時,劉霞滿張開雙臂走向接機的人,神色愉悅。

異議人士庇護所

德國多年來都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德國駐北京大使館在2016年邀請了胡佳、高瑜等多名中國異議人士,與多國駐華代表一起出席當年東西德「統一日」酒會。

梅克爾今年五月訪華期間,也先後與2015年「709大抓捕」中,唯一仍然失蹤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太太李文足,以及另一位被捕維權律師余文生太太許艷見面。

李文足事後在社交網站發帖,希望梅克爾能幫助她向中國官方確認丈夫是否仍然在世。她在去年德國「統一日」的活動期間,也跟柯慕賢見面,並向對方介紹王全璋案件的進展。

許多其他中國的異議人士離開中國後長居德國,包括創作描寫「六四事件」鎮壓長詩《大屠殺》的中國作家廖亦武,和多年被禁旅行的維權藝術家艾未未。

除了中國,德國也對其他國家的異議人士伸出援手。土耳其裔作家阿克汗(Dogan Akhanli)被土耳其監禁多年後,在1991年以難民身份移居德國。他曾撰寫書藉,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大規模殺害亞美尼亞人。事件造成約150萬名亞美尼亞基督徒死亡,但土耳其一直質疑這個數字,並且反對以「種族滅絶」形容事件。

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在當地2016年政變流產後,被指大規模搜捕他的政敵。德國外交部發聲,指德國會向任何受「政治逼害」的土耳其人提供保護。

「不要回到有圍牆的日子」

研究德國歷史多年的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鐘子褀認為,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東德長大,影響她掌權後處理外國異議人士和2015年歐洲難民潮的方法。

梅克爾當年10月出席歐盟峰會期間,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跟她說,德國早晚會跟匈牙利一樣興建邊境圍牆阻擋難民。梅克爾稍後發言時回應:「我待在圍牆後的日子太長了,不會想再回到那種時候去。」

鐘子褀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出,梅克爾的說話顯示她把自己放到難民的處境,希望能到達一個既自由、又沒有政治逼害的地方。他認為,這些情況顯示梅克爾「在東德生活的經驗,的確影響著她對難民和受政治迫害者的看法」。

中國歷史學家章立凡也認為,德國出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軍暴行的反思,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個人崇拜等事情對人權的侵犯很多德國歷史事件接近,因此會引起德國人的關注。「我想德國人看到中國的現狀,會有一點歷史回憶。」

默克爾在東德出生,分析認為她在"鐵幕"後長大的背景,令她在人權和難民問題上更包容。
梅克爾在東德出生,分析認為她在「鐵幕」後長大的背景,令她在人權和難民問題上十分包容。

德國的「自我反省」

劉霞到德國的時間點,正值中國總理李克強到訪歐洲。另外,中國和歐盟在7月16至17日準備在北京召開年度中歐峰會,中國期間據報會嘗試拉攏對方,在貿易戰中聯手抵抗美國。

章立凡對BBC中文表示,中國似乎把釋放劉霞當成一個「大禮包」送給德國,但歐洲對中國「破壞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知識產權的盜竊、以至中國在歐盟的併購十分警惕。章立凡指出,中國釋放劉霞無助解決它和歐盟之間「深層次的矛盾」,因此中國的計劃不會成功。

中國政治學者吳強認為,人權外交一直是歐盟外交的重點,除了中國,德國也介入到中東地區、朝鮮和非洲等地的人權事務當中。

美國國務院每年都會發表全球人權報告,它今年4月發出最新一份報告。美國代理國務卿蘇利文(John Sullivan)指,中國散播「威權體制最差的一面」,也繼續限制公眾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中國隨即發表「美國人權狀況報告」反擊,指美國自稱捍衛人權,但自己國內的人權卻持續變差。

吳強留意到,德國對中國的人權外交主要糾結在個別個案中,沒有像美國般對中國提出每年一度的人權報告,或者通過中歐人權通話,有更積極的施壓,立場「相對溫和」。他認為,如果德國想要藉人權外交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它「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鐘子褀認為這與德國的歷史背景有關,它在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同時,不會覺得「自以為是」。

「他們會先反省,知道自己也曾迫害、製造政治犯,所以當其他地方同樣有製造政治犯時,他們會樂意幫助這些人,但不會用一種指責的形式說其他人做得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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