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餘專欄:從李安父親談「校長人格治校」

2018-07-09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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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年代,靠著校長們的人格,維持風骨與學風。圖為建中畢籌會在校門中庭掛上5種不同顏色的布條,象徵從不同角度關心社會議題。(取自黑特建中臉書)

威權年代,靠著校長們的人格,維持風骨與學風。圖為建中畢籌會在校門中庭掛上5種不同顏色的布條,象徵從不同角度關心社會議題。(取自黑特建中臉書)

台南市府日前通過,將南一中前校長李昇列為學術教育類歷史名人,他的故居將於十月掛牌,成為古蹟(如同前竹中校長辛志平故居被列為新竹市級古蹟)。李昇後半生都在台灣擔任校長。他的「以愛治校」廣受學生及同事好評;他對教育「百年大計」的用心吻合「以教育為終身職志」的西方教育家理想;更重要的,他養出了「台灣之光」李安這個電影大師,是亞洲第一位兩度獲得奧斯卡獎肯定的導演。

中國人常說「嚴師出高徒」「嚴父出孝子」。這話看似有道理,但「嚴而不厲」「嚴而關懷」「嚴而有愛」才能產生真正高徒及有用子女,否則被「嚴厲」「嚴酷」淹沒的學生及子女,很難有用於世,即使事業成功,人格也無法成熟。而從李安及南一中師生的敍述看,李昇正是「嚴而不厲」「嚴而關心」「嚴而有愛」的校長及父親。例如他嚴格督促學生課業,但教育觀念先進開明,對學生自由及在校生活備極關懷。他雖不贊成李安拍電影,但李安一經決定志趣,他就默默以行動支持。他能讓那麼多南一中、二中師生對他懷念激賞,能讓兒子均有卓越藝術成就及待人謙恭、親切自然,十足證明李昇「人格治校」及「人格教子」的成功。

李安對父親是既尊敬又害怕。他的《十年一覺電影夢》口述歷史,談他兩度聯考落榜,「在我們家有如世界末日」;他改考藝專,「在此,我的靈魂第一次獲得拯救,渾沌飛揚的心也找到了皈依」。但父親不喜歡他走上表演,他二年級暑假時參加環島巡迴公演,「一到嘉義就開始緊張,因為快回台南了」;「在父親的印象裡,我的公演和軍中康樂隊沒兩樣。他很傷心,一心指望光宗耀祖的我沒考上大學,居然淪落為給人逗樂的康樂隊隊員。所以他一直催促我出國,希望能拿到學位,成為戲劇系教授。」

直到李安功成名就,《臥虎藏龍》一片轟動世界,他還說「這層心理障礙依舊存在,我回台灣就緊張。一臨家門,緊張壓力就迎面而來。」而且,曾在李安留學美國過程中「同意我唸電影,學費及拍片開銷家裡會幫我」的父親,依然希望這個大導演兒子未來回去當戲劇系教授。

李昇顯然是「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的篤信者,對子女及學生皆有此期待,並努力為他們創造最佳讀書(如請最好的老師、推進更好的聯考成績)及生活環境(如看到學生外食得肝炎比例高,就排除萬難興建學生餐廳並嚴格管理,終於改善學生健康,同時注意體育,提升學生體育水平)。但最令人敬佩也最值得紀念的是,他在學生髮禁最嚴格時代,敢於挑戰法西斯的「清規戒律」,率先鬆綁學生髮禁。他也敢於保護老師及學生,不受威權極權迫害。李昇某台南二中學生2016年寫的《以愛治校》一文就說:「由此可以了解李校長的擔當,私下為學校(師生)扛下多少事。」「因為心中有愛,李校長對學生滿寬容,絕少出重手。」

也正是李昇這種不同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擔當」(比美傅斯年),使他無愧在今天的「民主台灣」名列台南學術教育類歷史名人,成為「校長人格治校」典範。一位如今同樣為人師表的李昇學生吳文貴,在欣聞校長故居列為紀念古蹟後,也寫了一篇《威權時代以教育為念的李校長》投書,以自己親身經驗,說明李昇的「政治擔當」: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當權者下令全國軍民學生到台北國父紀念館瞻仰蔣公遺容,南一中也不例外。當時唯有我們一班班會(班長帶頭)決議不參加,輔導教官簽處班長小過,送校長李㫒核示。但李昇壓下不批,只請班長(即本文作者)至校長室坐沙發教育一番。年輕的我感覺李校長的誠懇與慈祥。」「印象最深的是校長總是默默行走校園,靜靜觀察師生上課,從沒聽過校長大聲講話,更別說教訓罵人;週會、典禮講話,總是讓人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感覺。」

李安出名後,很多人談李昇。許信良等幾位竹中校友聚會場合,我也聽他們大讃辛志平老校長的「人格治校」及「五育并重」。我的很多女性朋友包括妻子都是北一女畢業,我也聽她們津津樂道江學珠老校長功業,如聞名全台的樂儀隊、升學率(當年我們在學時,北一女還勝過建中)、綠制服、對學生生活細節的苛刻要求。他們三位加上建中的賀翊新校長,四人被合稱為1960、70年代「嬰兒潮世代中學教育的四大教育家典範」,每位任期都長達十多到三十年。其中賀翊新的學經歷最傲人,北京大學畢業,在大陸已當過河北教育廳長,治校尤其尊重自由學風。

新竹中學辛志平校長(竹中校史館)
新竹中學辛志平校長人格治校,是竹中人共同的記憶。(竹中校史館)

但很遺憾的,我唯獨沒聽過建中校友聚會場合談我們當年的老校長賀翊新。這使我在準備寫「本週重要教育人物典範」李昇時,對賀翊新的「人格治校」特別懷念,決定順便一吐為快。

我初高中都在建中就讀,校長都是賀翊新(教務主任都是蘇雨辰)。我是建中最後一批初中生,高一則是「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第一屆。由於我在建中常被選為班長,因此我和校方頗多互動機會。高一時「省辦高中」學生大增,校方臨時組成高一班長聯合會,認定我是「識途老馬」,指派我權充主席,我和校方的互動更多了。

當時每週有幾堂自習課,各班時間不同,自習時學生都在大聲講話,根本沒法自習。於是我跑去找教務主任談,請他轉達校長,下午末堂逢自習課,全班可否提早放學?結果校長決定一堂不行,連續兩堂就可以。這已經算是破了建中及其他各校例子了!很顯然賀翊新是被「學生太吵,無法自習」打動,願意給我們更多「自由」。

接著,我去找幾位住在附近宿舍的副科老師(如體育、工藝等),「情商」他們把下午的課挪到上午自習課去,如此下午就有兩堂自習,一週有兩次,同學可提早兩個鐘頭放學。我把調課的事回報教務處,蘇主任也同意了。我們班於是成為建中驕子,同學大呼「班長萬歲」。不久,也有別的班級向我們學習了。

 

建中故校長賀翊新和他當年發出的臨時畢業證書。(建中校史館)
建中故校長賀翊新和他當年發出的臨時畢業證書。(建中校史館)

第二件事是升高二後,英文老師因故未來上課,校方連找了兩位代課,同學都覺太差,兩位代課老師遂在我帶頭示意大家鼓譟下,不敢再來。校長賀翊新為了這事在下課休息時間跑來找我(我們的教室離校長室很近),說「怎麼這麼嚴重,你們對兩位老師都不滿意?」我把同學的心聲說了。他點點頭,說「讓我來想辦法。」結果,過了一週沒有英文老師的日子後,賀校長在紅樓走廊碰到我,說「我給你們找了一位牛津大學碩士,在大學授課,你們應該可以滿意了。」我再三謝謝校長。果然同學對這位老師都很滿意。

第三件事是1965年光復廿週年擴大校慶,活動極多,校方預期人山人海,事先找我主編校慶快報。由於本屆《建中青年》改由夜間部負責,他們對學校活動經驗不足,所以指導老師希望由我主編。我把《建中青年》編委全部請來,分派各處採訪,要求火速回報,把握最快先機。我自己則親自刻鋼板、親自改寫稿件,並加畫插圖、美術字,還分門別類,有重大活動及比賽新聞,還有花絮新聞,一兩個鐘頭就印出一份快報,幾乎全是「熱騰騰」新聞,總共編出好幾份,我忙了一整天,連吃午飯時間都沒有,只能請同學帶來麵包匆匆果腹。賀校長似乎非常高興,親自跑來編輯室,對出報效率、版面、文筆大加誇讚,讓我高興得疲意全消。

看到以上寬大、善解學生之意又關懷學生的賀翊新,還有嬰兒潮世代的建中校友覺得他不如江學珠、辛志平、李昇及不該多談談他的「人格治校」嗎?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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