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被諾曼第登陸掩蓋的陰影─談二戰時的美法關係

今日談到所謂的西方世界，印入我們眼簾的三大國家毫無疑問是美國、英國以及法國。俄羅斯從來不被視為西方國家，德國則是戰敗國，唯一具備二戰戰勝國身份，掌握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西方國家只有這三個。然而美英兩國同屬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法國人則屬高盧文化圈，這自然讓法國與英美的鴻溝從一開始就比英國和美國之間的鴻溝還要大。

所以進入冷戰以來，法國名義上雖然是反共的西方國家，但是在許多議題上卻刻意與英美唱反調來彰顯自己的獨立性。無論是在1964年不顧美國反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66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還是2003年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都可以視之為代表。可事實上，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的過程中有出兵協助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的光榮傳統，美法關係理應要比英法還有美英關係融洽才對。

然而最近卻有消息傳出，指出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遊說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放棄部分國土，給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一個下台階來換取東歐停戰。馬克宏比起上個月與他爭奪總統大位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領袖勒龐（Marine Le Pen）而言，已經算是比較疏遠普丁了，卻還是歐洲最親俄的領袖。

是什麼原因導致法國人普遍敵視或者至少疏離美國？總共有20,386名美國軍人為了從納粹鐵蹄下解放法國而命喪諾曼第海灘，到底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讓表面上是西方國家的法國，如此熱愛與美國唱反調？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國家安全與戰略研究院歷史系主任尼柏格（Michael Neiberg），在他去年10月出版的新書中針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答案。

他在其大作《當法國淪陷時：維琪危機與英美同盟關係的命運》（When France Fell: The Vichy Crisis and the Fate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中，指出美國與法國今日的衝突始於1940年6月22日，也就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像納粹德國投降之後，華府一系列錯誤的對法外交政策所導致。尤其是美國無縫接軌般的承認了德國扶持的傀儡維琪政府，更是致命的錯誤。

法國淪陷帶來的危機

尼柏格認為法國的淪陷給美國造成的心理震撼，遠比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還要大，一來英國與美國雖然同屬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具備表兄弟的關係，可英國走的是君主立憲制度，自然讓美國人民對實施共和制的法國多一層親近感。二來則是不願意干涉舊大陸事務的美國，打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把法國視為大西洋彼岸的防波堤。 （相關報導： 辜振豐觀點：時尚的慰藉 ｜ 更多文章 ）

雖然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表現很難稱之為完美，但法軍終究還是在英軍的幫助下擋住了德軍的西線攻勢，讓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不需要擔心德國在主宰整個歐洲後會進一步侵犯北美大陸。此外第二次世界以前，所謂的法國還不只是法蘭西共和國，同時還是法蘭西帝國，如同大英帝國一般在全球都有殖民地，同時也包括西半球。

尤其法屬西印度（French West Indies）統治下的馬提尼克（Martinique），不只為法國在加勒比海上重要的海軍基地，也被美國視為重要的安全屏障。被美國視為後花園的中南美洲，不只有殖民地法屬圭亞那，還有許多國家之所以能脫離西班牙控制獨立，亦是受到拿破崙戰爭的影響。只要有英國皇家海軍、法國海軍與法國陸軍的存在，美國可以減少對國防產業的投資，全力發展民生經濟。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法國的存在對陷入經濟大恐慌的美國而言是無可取代的，美國人民的安全感也可以從中獲得滿足。而法國的淪陷，看在尼柏格眼中無疑是剝奪了美國人的安全感，因為不只歐洲大陸的防波堤被摧毀，就連新大陸的法屬殖民地也成為了美國潛在的威脅。德國可以藉由這些海外屬地，向美洲施以滲透與破壞。

早從1937年，也就是日本對中國發起全面入侵開始，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便仿效他的前輩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派遣大白艦隊（Great White Fleet）巡視全球的手段，開始派遣B-10還有B-17等戰略轟炸機飛到拉丁美洲上空進行威力展示。可是美國針對第五縱隊（Fifth Column）滲透新大陸的恐懼，還是從法國淪陷開始的。

保持對維琪法國的外交承認

沒想到面對納粹的威脅，美國非但沒有採取如美國稍早面對日本侵略中國時所採取的「不承認主義」（policy of non-recognition），反而承認了由德國扶持的維琪政權（Vichy Regime）為法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這與日本成立汪精衛政權的時候，美國不但不予以承認，還向重慶國民政府提供1億美元貸款的姿態是截然不同的。

羅斯福不只承認維琪法國，還指派親信李海（William D. Leahy）出任美國駐法大使，目的無疑是期望貝當（Philippe Pétain）元帥領導的維琪政府保持中立。事實上維琪法國雖然與德國雖然停戰，卻沒有結成正式的同盟關係，貝當元帥反覆強調法國將在德國和英國的戰爭中保持中立。維琪法國如能保持中立，對美國肯定是利大於弊。

首先法國海軍的規模比德國還要大，1939年戰鬥艦的規模是七比六，航空母艦是一比零、重巡洋艦為七比六、輕巡洋艦為12比六。美國格外憂慮如此龐大規模的水面艦隊為德國所控制，希望法國海軍總司令達爾朗（François Darlan）信守法國保持中立的承諾。尤其是要防止馬提尼克跟著法國艦隊一起落入德國的控制之下，這對美國而言是非常致命的。 （相關報導： 辜振豐觀點：時尚的慰藉 ｜ 更多文章 ）

英國同樣憂慮法國艦隊的威脅，邱吉爾在多次遊說達爾朗將法國海軍艦艇駛離北非，併入英國皇家海軍成立聯合艦隊失敗後，直接對阿爾及利亞凱比爾港（Mers-el-Kébir）的法國艦隊發起攻擊，造成1,297名法國海軍官兵身亡以及戰艦布列塔尼號（Battleship Bretagne）沉沒，此舉為不分立場的法國人視為民族恥辱，更沒有辦法在英國與德國之間的戰爭中保持中立。

就此英國與維琪政權的關係是徹底鬧翻了，可美國還是能透過維琪法國第二號人物拉瓦爾（Pierre Laval）的女婿，法裔美國律師尚布倫（René de Chambrun）的關係與維琪政府維持良好互動。此外美國對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登戰役中立下赫赫戰功的貝當元帥抱有幻想，相信他終有一天會民族意識覺醒，與納粹德國翻臉。

魏剛出局與達爾朗進場

凱比爾港戰役後，英國不再對維琪法國抱有幻想，轉而扶持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自由法國運動（Free France Movement）。然而羅斯福看不起法國淪陷前夕才晉升為准將的戴高樂，不認為他具有代表法國的正當性，仍堅持「一個法國」政策，只與維琪法國打交道。尼柏格表示，美國與英國對法政策的衝突也從此刻開始引爆。

可李海大使、駐法國代辦墨菲（Robert D. Murphy）以及主導對法政策的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很快就發現貝當已經老到沒有影響力，真正掌權的拉瓦爾又是積極的納粹合作者。想要確保維琪法國親美，還是必須從實際掌握軍權的陸軍或者海軍將領中物色合作對象。美國所物色的第一個合作對象，是二戰爆發之初的參謀總長，維琪成立後出任國防部長的魏剛（Maxime Weygand）上將。

反德國情緒強烈的魏剛，被德軍視為一股不穩定的力量，要求貝當與拉瓦爾將他調往北非殖民地出任駐北非法軍司令。很快的駐法代辦墨菲就與魏剛取得聯繫，簽署了美國向法屬北非提供經濟援助的協議，幫助魏剛將軍養活他手下的10萬大軍。赫爾、李海與墨菲相信一旦納粹與美國的戰爭爆發，這10萬法軍將搖身一變成為美軍抵抗納粹的助力。

不過到了1941年5月28日，法國海軍總司令達爾朗與德國駐法大使阿貝茲（Otto Abetz）簽署《巴黎協定》（Paris Protocols），宣佈允許德軍使用法屬北非的軍事基地進攻英國，此舉引起魏剛激烈的反彈。最終魏剛因為無法隱藏自己的反納粹情緒被奪走兵權，讓駐北非的法軍也如同海軍艦隊一樣完全為達爾朗所掌握，使他成為維琪法國真正的主宰者。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雖然與日本、德國還有義大利進入戰爭狀態，卻沒有對維琪法國宣戰。達爾朗雖然是納粹合作者，但是他與汪精衛最大的不同是他手中握有兵權，還有地中海數一數二強的水面艦隊，因此美國決定以達爾朗為主要的合作對象。表面上看似對納粹忠誠的達爾朗，在目睹到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產生了跳船的貳心，要與勝利的一方站在一起。

80年前的火炬行動

今年正好是盟軍對法屬摩洛哥與法屬阿爾及利亞發起登陸作戰，即所謂「火炬行動」（Operation Torch）的80周年。英美盟軍之所以能在付出最小犧牲的情況下奪回法屬北非，最關鍵的原因就是獲得達爾朗配合。過去我們閱讀到這段戰史，都認為是美國採用「間接戰略」成功的典範，符合孫子「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策略。 （相關報導： 辜振豐觀點：時尚的慰藉 ｜ 更多文章 ）

但美國選擇與達爾朗合作也產生了諸多爭議，首先是美國放棄了既定的反殖民立場，允許以法國繼續保持北非殖民地為代價換取達爾朗的合作。其次是當時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人都信奉穆斯林，他們的民族主義者與納粹一樣有著強烈的反猶主張，如果支持法屬北非獨立確實對同盟國大戰略不利。最具爭議性的，還是在於維琪法國本身，尤其是達爾朗所深信不疑的反猶思想。

維琪法國乃至於幾乎所有歐洲的納粹合作國，都有一點與滿洲國或者汪精衛政權等東亞傀儡國家不同，那就是他們的反猶立場。達爾朗因為公然向李海表達他統治區內的所有猶太人，包括美國籍的猶太人都會遭到差別待遇，甚至於引渡給德國而飽受美國輿論批評。不只是英國，包括《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都對選擇與達爾朗合作感到不可思議。

然而從盟國的立場出發，在拿下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後，就要立即對突尼西發動新一波攻勢，到底達爾朗統治下的北非是否民主，是否符合同盟國反對法西斯的政治價值，那可一點都不重要。美國都可以為了擊敗納粹，與極權程度不下於納粹的蘇聯合作了，也能夠為了對抗蘇聯去承認中共，對達爾朗的法西斯統治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再正常不過了。

直到1942年聖誕夜當天，達爾朗遇刺身亡，到底該不該繼續與維琪法國合作的難題才終於不再是美國的難題。刺殺達爾朗的法國青年博尼耶（Fernand Bonnier）既非自由法國也不是法國共產黨的同情者，而是奧爾良王室（House of Orléans）傳人亨利六世（Henri IV）的追隨者，他企圖利用此次刺殺「法奸」的機會爭取法國王室復辟。

吉羅還是戴高樂？

達爾朗遇刺身亡，讓美國覺悟到維琪政權已不再受法國人歡迎，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的副手克拉克（Mark W. Clark）將軍甚至認為達爾朗的死是「天道好還」。不過美軍可不是白癡，不會因為博尼耶殺死達爾朗就選擇復辟奧爾良王室，相反的美軍選擇讓不久前還在相互交戰的維琪法軍行刑隊槍斃博尼耶，如同抗戰一勝利蔣中正就槍斃繆斌一樣來一個殺人滅口。

維琪法國不行，奧爾良王室也不行，擺在美國面前的選擇只剩下自由法國運動。可是直到1944年以前，戴高樂都還不是自由法國運動裡唯一的領袖，曾經在法蘭西戰役期間被俘，卻在英國幫助下隻身逃到北非的吉羅（General Henri Giraud）將軍，仍是法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吉羅將軍在「火炬行動」中發揮了不可頂替的作用，深獲艾森豪將軍肯定。

羅斯福總統始終看不起戴高樂，認為美國應該扶持吉羅成為自由法國的唯一領袖，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則主張美國就算不願意扶持戴高樂，也應該推動戴高樂與吉羅兩人的合作。唯有這樣，才能夠有一個統一的法國配合英美擊敗納粹，接著進一步在戰後圍堵蘇聯。吉羅與戴高樂兩人都不只反納粹，同時也反對共產主義，符合英美戰後利益。

在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戴高樂與吉羅都獲得艾森豪總統邀請與羅斯福、邱吉爾兩人會面。羅斯福深知如果不先把英美法三大西方國家的內部事務談妥，就不可能與中華民國還有蘇聯這兩個非西方盟國達成更多共識。安排戴高樂和吉羅一同出席卡薩布蘭卡會議，就是希望兩人能同為盟國所用，建立一個統一又親英美的戰後法國。 （相關報導： 辜振豐觀點：時尚的慰藉 ｜ 更多文章 ）

戴高樂極具政治手腕

然而也就是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第一次見到吉羅的羅斯福認識到了這位法國將軍的侷限，認為他並非最合適的合作對象。吉羅對政治事務不感興趣，一心只想著打仗，無法如戴高樂那般將除共產黨之外所有法國抵抗運動團結到一起的政治手腕。更重要的是，吉羅雖然反對德國，卻不怎麼反對納粹主義思想，擁有強烈的法西斯傾向，是最讓艾森豪和克拉克憂慮的地方

最終羅斯福總統漸漸選擇放棄吉羅，但是他卻還是不願意支持戴高樂，而是期待從其他的維琪法國官員，乃至於等到擊敗納粹德國之後再經由民意選出新的法國領袖來合作。在羅斯福看來，戴高樂不只輩分不夠，還是一個不符合美式民主價值的威權獨裁者。一個不受管控的戴高樂，看在羅斯福眼中最終不是加入納粹就是加入蘇聯，必須要予以提防。

戴高樂也知道羅斯福對他的疑慮，而他與吉羅、達爾朗、魏剛以及貝當等人最大的共同點，可能也是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法蘭西民族主義者，他們不樂見法國被德國奴役，更憂慮法國在戰後被英美兩國控制。尤其是虎視眈眈的美國，打著反殖民主義旗號隨時等著拆散法蘭西帝國，更是讓戴高樂對羅斯福心懷憤怒。

他與吉羅也都從側面瞭解到，羅斯福打算以對待義大利的方式對待法國，將法國視為盟軍的占領地而非戰勝國看待。甚至就連軍政府的籌備工作，都在艾森豪將軍的指導下籌畫起來，這對法國民族尊嚴的傷害遠超過納粹與共產黨的佔領。從此刻開始，美國就成為戴高樂心中的頭號防範對象，為了防範法國在美國的干預下亡國，他不惜深化與蘇聯的合作關係。

早在1942年「火炬行動」剛結束後不久，戴高樂就向史達林（Joseph Stalin）伸出橄欖枝，將一批自由法國飛行員派往蘇聯空軍，組織著名的諾曼第－涅門（Normandie-Niemen）航空團。這群法國與蘇聯空軍飛行員並肩作戰，成為東線戰場上的傳奇故事，諾曼第－涅門中隊至今仍存在於法國空軍的編制之中，紀念這段80年前的法俄情誼。

與美國對抗來尋求獨立

其實打自二戰勝利以來，不只是法國與美國走上了對抗之路，以與美國唱反調來彰顯自我獨立性的西方國家還有不願意面對自己即將下墜的英國。直到1956年以前，英國還具備與美國、蘇聯分庭抗禮的實力，同樣也是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阻止中華民國參加對日和約的方式來平衡美國的影響力，直到英國被迫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出所有殖民兵力為止。

換言之，與致力於打倒帝國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反倒成了老牌殖民帝國防止美國瓦解自己的最後手段，歷史實在是非常諷刺。而比起體面落幕的大英帝國，曾經被德國征服，實際上淪為二戰軸心幫兇的法國更是缺乏自信。英美固然有矛盾，但同屬英語系國家的淵源還是讓他們時常在戰後處理國際與歐洲事務時聯手打壓法國。

哪怕是在北大西洋公約體系裡，法國的地位也還是遠遠不如美英兩國，這讓戴高樂在戰後復出並且建立第五共和之後，決定以退出北約做為彰顯自己獨立地位的手段。回顧二戰法國與美國合作的歷史，真覺得戴高樂遭到打壓的程度讓發生在中國的史迪威事件（Stilwell Incident）看起來像小兒科一樣。想想看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中國，會是什麼發展呢？

可否想像美國參戰前和參戰之初試圖拉攏汪精衛政權，等到汪精衛不行之後又扶持閻錫山還有其他國府地方實力派與蔣中正對抗，直到日本投降前的最後一刻才承認重慶？而且如果不是戴高樂利用盟軍在諾曼第與德軍交戰的機會，溜到巴約（Bayeux）成立宣佈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恐怕他永遠得不到羅斯福承認的機會，法國連戰勝國地位能否保住都不知道。

也難怪筆者有來自法國的朋友，自由法國抵抗運動的後代認為，蘇聯紅軍固然燒殺擄掠，但是美軍光復巴黎的結果給法蘭西民族帶來的尊嚴傷害更大。這是為什麼相較於美英，法國人可能更喜歡俄羅斯的原因，如過不是這次普丁玩到那麼大，勒龐或許已經當選。當然會有如此強烈的民族尊嚴，更多可能也是為了掩飾二戰時多數法國人與納粹合作的事實。 （相關報導： 辜振豐觀點：時尚的慰藉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