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當代》終於在學術界、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創刊。志同道合、擁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大家出錢出力共襄盛舉，我們兩人則全力投入。一開始我們就認定《當代》不是私物，是集體共有，所以沒設總編緝，以「編輯委員」掛名；事實上「編輯委員」非常鬆散。我正式掛名總編緝，要到10年後的1997年7月「復刊」後，是應出資的哈佛燕京社的要求；此是後話。《當代》排出一列顧問名單，目的在「挾權威以自重」，使當道略有顧忌而不敢隨便扣人帽子；這也是多年與國民黨周旋所得出的經驗。創刊號的專輯原擬做「60年代」的回顧，同樣基於政治敏感，改做當時紅遍歐美的思想家傅柯（MichelFoucault）。這是台灣第一次比較全面評介傅柯的專輯；從而可知戒嚴法下思想封閉之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