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產階級向來是自私的，過去遭到有產階級抗爭的，從愛滋病友、到身心障礙人士，都為了找到安居之地而吃盡苦頭，這一次，因為台北市的公共住宅政策面臨抗爭，大家赫然發現，遭排斥的名單上再添「無殼蝸牛」，只要你買不起房子，終有一天你將淪為這個社會的異類及「他者」。
這個事件也足以讓我們驚覺，差異與「不平等」其實是一對孿生兄弟，常常相互為惡。有時，只因為差異，就可以讓人淪為次等人，最讓人心痛的是，貧富不均所帶來的不平等，確實是一道鴻溝，硬生生的區分出有產與無產兩種人，而且是有高下之分的。
對於差異性，台灣究竟是不是寬容之地?因時因事因人，可能很難有一貫的答案，依政治哲學家Michael Walzer對寬容的定義，可有5種等級，分別是一、不得不接受差異，二、漠不關心，三、道德上尊重並支持「他者」應有的權利，四，樂於傾聽並尊重「他者」，五、最積極的態度則是熱切的支持差異。對Michael Walzer而言，只要落於這五種態度內，都算具有寬容的美德。
因此，以台灣平常對「他者」漠不關心的態度，台灣似乎勉強也可納入寬容之地；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知道這是有差別的，台灣人平常可能對同性戀人士保持漠不關心態度，但多數卻又反對同性婚修法，這樣「損人而不利己」，不但談不上寬容，而且是完全違反自由原則的。
台灣的同志運動已有風起雲湧之勢，同志婚有朝一日應可望合法化，不用靠自居主流的大眾施捨般的「寬容」；然而，許多被污名化的人，永無組織造勢抗爭的可能，他們就嘗盡台灣社會不寬容的苦頭，有時竟是連容身之地都難尋的地步。
房龍曾在《寬容》一書提到，造成不寬容的主要原因是恐懼，然而，對這些現代的不寬容事件，與其說人們恐懼，不如說是無知。這次的住戶抗議社會住宅事件，和以往多數的抗爭一樣，就是明顯的偏見，畢竟、依人數而言，台灣的無屋者並非少數，在年輕人中更是多數，但從馬英九到柯文哲卻都擔心污名化問題，顯然他們還無法深刻了解，無法買房已是個普遍的問題，是多數人的問題，單單以人數而言，無屋者應該算是台灣社會的「正常人」才對。
最可悲的也許是，我們終於目睹，經濟的不平等轉化成個人的本質問題，一個人買不起房子，最基本的原因是薪水飆速永遠趕不上房價，這是純經濟因素，但在抗爭住戶心目中，無屋者成為隱形的紅字，是無能或罪惡的寫照，一個人一定是那裡有問題，才會買不起房子。。
當然，個人因為經濟狀況不佳被污名化，在人類史上不是第一次，英國1834年通過的濟貧法，將窮人當成犯人，狄更斯名著《聖誕頌歌》中的有錢人施顧己面對前來為窮人募款的善心人士時、冷酷的說，「他們難道不能待在監獄嗎」?這句話也可能成為現代有屋者的潛台詞，「你們無屋者要去那裡都可以，只是不要在我家旁邊」。
只是，住戶也許自私，但自私並不是罪，更何況，有房或無房的鴻溝，並非道德問題，這是社會問題，因此只能從制度解決。
可以說，這一次終於讓我們可以同意，「不平等」確實是罪惡之源，但要解決不平等，不可能靠個人的善，只能由政府出手，台北市政府的公共住宅是個可以努力的方向，期待這樣的政策能愈改愈好，而不是讓「無效論」的反動修辭擊倒，但這只是第一步，只有政府提出更多促進平等的政策，台北人才能洗刷自私的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