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疫情爆發，專制國家社會裡各種光怪陸離現象大量湧現。在上海，除了物資窘迫長期居隔引發了民怨與衝突，近期更實施「一人陽性，全樓轉運」的政策。這當中出現的有趣又可悲對話，是防疫人員跟居民説：「（一切）得按照規定來，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除非你是美國，可是這是中國，按照國家規定來，不要問我為什麼……。」悲哀下的有趣是，似乎連中國的防疫人員也知道美國講究自由人權，不能隨便侵害人民人身自由，但是在中國就可以。那在台灣呢？
依據報載，今年一月底高雄小港，也發生一人染疫，整棟公寓20人全數送防疫旅館隔離的狀況。三月底在新北中和，也是數人染疫，就強制清空整棟公寓，12戶29人全部送進防疫旅館。這種一人或數人確診（甚至只是密切接觸），就引發連鎖效應，造成許多人遭到強制居隔、轉送、電子圍籬監控等的對待，似乎更有中國特色，而與歐美做法相當不同。確實也曾有個人聲請提審，也有團體針對此等「行政拘禁」發起「提審運動」，但是卻屢遭法院打臉。直到今年一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才翻轉見解，肯定了這些自由拘束都屬於提審法上的拘禁，法院也必須進行行政處分的合法性實質審查。還好，台灣終究是民主法治國家。然而，真的就這麼清楚嗎？
除了地方法院一開始相當保守的見解值得擔心外，面對「指揮中心」兩年多來許多牴觸法治國原則的政策措施，並沒太多輿論檢討。幾位卸任官員的批評馬上被說成是政治鬥爭。連廣受敬重的院士寫文章也都要先大大肯定指揮中心，再小心翼翼建言（大多也是石沈大海）。要不是最近一位資深媒體人大聲量地提出質疑，大多數人可能根本沒想到，原來連「確診」的判斷都是可以挑戰的。
公衛臨時條款是民主政治警訊
對政府公權力作為，經常抱持著「懷疑」的態度、挑戰的精神，是任何自由民主社會裡最重要的「文化」基礎。這種懷疑的精神，甚至可以追溯到哲學家笛卡爾方法論的懷疑主義。笛卡爾理性主義哲學開啟的最重要歷史成果，就是韋伯（Max Weber）講的「除魅化」(disenchantment)。
通常談到除魅化想到的是社會的世俗化與知識的科學化，卻往往忽略了「政治的除魅化」也是一個重要歷程。這不僅是東方專制主義裡天子天皇的除魅化，即使是歐洲也曾經歷「政治之奧古斯丁主義」(Political Augustinism)危機，亦即政治領袖神聖化的思想與實踐。如果要比較的話，政治的無法除魅，卡里斯馬(Charismatic)權力透過民粹衝擊民主體制，恐怕比找找復活節雞蛋或媽祖出巡，對自由法治社會的危害風險更大。
這種質疑當局的權利一定有成立法律權利的空間。可惜這兩年多來一干公法原則，如比例原則、授權明確性、法院保留等，集體大當機，讓筆者恍如回到憲法、行政法大多紙上談兵的大學/戒嚴時代。這幾天保單理賠爆量，還要靠指揮中心用公權力改變居隔要件來救，就不知道民商法碰到防疫，是否也變成是當局說了算。 （相關報導： 顏厥安觀點：鳥瞰總統的戰爭與和平 ｜ 更多文章 ）
幾部法律、幾個條文就創造了猶如公衛臨時條款的廣泛授權，實在是民主法治的警訊。「廣泛授權」的特色就是，授與的權限相當廣大，授權的要件卻非常空泛。即使還談不上完全不受限，但是現在這種公衛威權主義狀態，已經足以讓大家想起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易生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