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在指引在第5.2條，有關「研究目的限制與推定符合」部分，也作出相當建設性的解釋；亦即，雖仍以「資料蒐集必須基於特定、明確及合法目的，且不得續行從事與初始蒐集目的不相符合之處理」為一般原則，但卻也依據GDPR第Article 89 (1)指出，基於科學研究目的之資料續行處理，不應被視為與初始目的不相符合。這個解釋，顯然有值得我國釋憲案之參考。此外，尤其重要者，該條在要求續處理資料時應採行適當保護措施之際，同時強調，這些措施可包括匿名化之處理，惟必須以其措施不致妨礙研究目的之達成為前提(Those measures may include pseudonymisation provided that those 〔scientific research〕purposes can be fulfilled in that manner.)。準此，顯然相較於我國在爭執是否資料的次級使用必須以資料的去識別化為前提，這種配合防疫研究之需求所作解釋，似乎又是另一個翻轉原則與例外之事例。該指引同時也援引GDPR 第Article 5 (1) (e)條之規定，針對基於研究目的所需的資料儲存期間，作出類似的解釋，這些顯然都限制了基本資料主體所享有同意與退出權之範疇。（相關報導：Guidelines 03/2020 on the processing of data concerning health for the purpo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至於在美國，更由衛生及人類服務部(HHS)之人權辦公室(OCR)，針對基於公共衛生而從事衛生資訊交換及受保護衛生資訊之揭露制定指導(guidance)，來制度性的釋出資料。重點是，在美國法律體制下，行政指導是不具法律拘束力之建議(advice)文件，其目的僅在用以向公眾說明奉行法遵之最佳方式，故此，這同樣是透過組織職權所採行之行政作為。(US OCR Issues Guidance on HIPAA, 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s, and Disclosures of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for Public Health Purposes) 而組織法能否賦與行政機關採行遂行公益目的之行政措施，還是一定要出自明文的行為法，似乎在面臨極端情狀時以容有解釋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