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COVID-19帶給國際社會鬆綁醫藥資訊管制措施之生命倫理思辯
隨COVID-19的肆虐，各國無不竭盡所能在掌握可用的資源來抗疫，而在這些過程，顯然印證了有透過生命倫理之介入，來引領哲學思辯進入政治決策的必要。
目前台灣人權團體對於政府在未經當事人同意前提下，便使用健保及其他資料庫來防疫，主張應加以刪除。然則台灣的防疫成就，卻也是建立在善用健保資料庫與移民及海關資料之串聯上，這讓大數據分析能用於關鍵地方的防疫。（相關報導：Response to COVID-19 in Taiwan- Big Data Analytics, New Technology, and Proactive Testing）
對照健保資料庫之釋憲案，顯然這是一個極端情境下的敏感性個資(健保資料)使用問題，對於憲法法庭將樹立的原則與例外之分際，這顯然是一個值得自生命倫理角度來探討的變數。簡單的說，在當前所有的法制條件下，衛福部，甚至國家的整體蒐集、利用健保及其他個人資料之防疫措施，是否同樣有違憲問題，抑或因情境特殊應給予除外空間?而在當前個資法去識別化之限制前提下，是否這的除外空間並不存在?若其然，究竟是政府違憲，還是個資法的絕對去識別化為原則的要求，反而更應接受違憲審查呢?畢竟對照當前國際社會趨勢，包括WHO與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國際生命倫理委員會之見解，以及英美日等國之實務，調整個人對於生醫資訊之權力地位，以因應生醫資訊之大數據利用型態需求，將個人所有調整為集體共有之互惠模式，並交由公益監理來創造公益，才是主流。
此時，集體互惠共益反為原則，而保有個人退出之自由反為例外；而這種發展正是回應創新科技發展、健康照護需求、生醫產業發展，以及提升社會福祉的必要轉型；也如同國際社會逐漸轉而以器官捐贈為原則，選擇退出為例外的邏輯，（相關報導：范建得觀點：莫為死者悲傷，請為生者難過），同建立夥伴關係召募百萬人參與的美國All of Us生醫資料庫計畫，以及奠基利他精神的UK Biobank之規畫設計理念相當。
因應疫病的個資法管制鬆綁究該是原則還是例外?
如眾所週知，生醫產業是典型的知識型產業，從而對於生醫相關敏感性個資之使用往往成為必要。而今在公衛危機前提下，善用敏感性個資之除外空間，更成為主要疫苗及生醫研發國家之重點工作。延續前揭國際發展趨勢，同樣是強調如何在既有之監管機制下尋求授權空間之問題。
其實面臨疫病的挑戰，世界各國為求時效無不善用行政權，努力的鬆綁健康資料庫使用規則，例如歐盟便在《歐盟Guidelines 03/2020 on the processing of data concerning health for the purpo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中，很清楚的針對「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解釋空間作出許多鬆綁的指導，其中特別針對蒐集資料的次級使用(secondary use)，亦即科學目的之研究，有許多精闢的解釋，並援用了許多生命倫理的思辯原則；這正是典型的生命倫理與政策融和之成果，也讓法律之適用充滿因應科技、社會、多元價值衝突之下的彈性空間，若台灣能補強資料管理權責機關與機制，又何須直接跳到正益的最後防線，尋求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