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12年後重返台灣時，我才知道台灣政府把我列為「黑名單」；也就是說自從我在1980年離開台灣後，我就不被允許回到台灣。因此，不知不覺間，我成了這個威權政府所懼怕的人物之一。事實上，雖然我在台灣有許多朋友，我並沒有計劃要申請來台灣，因為我一點都不想再接受10個禮拜的「警方保護」。
一則關於我狀況的間接測試發生在1984年10月，當時我女兒的母親想要帶我11歲的女兒回台灣，探視外祖父母及其他親戚。很自然地，我會擔心我女兒的安全，尤其是歷經林宅血案的衝擊之下，所以我謹慎地詢問美國及澳洲政府，確認我女兒是否可成行。2個政府都相信我女兒會很安全，因此我就同意她前往台灣。
我女兒的旅程除了行李遺失之外，一切相當順利。因為她沒有衣服，所以她的親戚幫她買了新衣服。一週後，她的行李「被找到了」，裡面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因為情治單位很仔細地翻查過，以確保我沒有偷渡任何「不法」的東西進入台灣。我當然沒有，因為我不希望危害到我女兒的性命，但是這是一個警訊，意味著在那個年代，台灣的情治單位依然持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如同我曾在他處寫過的，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台灣才開始民主化。當時的台灣駐澳洲代表是李宗儒。李宗儒與我是好朋友，因為他起初是派駐在墨爾本，因而我們時常見面。1991年的某日，李宗儒注意到台灣已然有了極大的變化，於是建議我申請前往台灣。我說我不會提出申請，但是我同意他向台灣政府報告已經與我談過，在我感覺安全且隨時可依計劃離境的前提下，我將很有興趣再度回到台灣。李宗儒寫給台灣政府好幾次報告，但是都沒有接到任何關於我的回音。
我在1991年初從La Trobe大學轉到Monash大學任教，而且在1992年被任命為澳中理事會的成員。對澳洲人而言，這是個頗具地位的任命，需要澳洲政府的核准，其他成員也都相當資深，包括一間主要銀行的總經理，以及數名澳洲外交與貿易部的資深同仁。李宗儒再次發函回台灣政府，這一次他特別指出我現在在澳洲具備不容忽視的重要性。最終，我收到了簽證，並計劃在台灣停留一個月，1992年6月16日抵達台灣，7月17日離開台灣。
李伯大夢重回台灣
李宗儒發給我一張效期60天、單次進入的簽證，上面用中文手寫註記著「家博，依據外交部81.2.26第898電辦理」。澳洲駐台辦事處安排了一間他們附近的飯店給我。如同我在回到澳洲時寫下的：
在前往台灣的班機上，我讀了華盛頓‧歐文的小說《李伯大夢》，這是關於一個人在沉睡了20年後醒來，面對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的故事。雖然我只睡了先前12年的3分之1不到，而且一直在遠方關心著台灣，我發現李伯與我有許多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在李伯睡著的這段期間發生了美國革命，而台灣過去12年發生的主要政治改變可稱得上是革命性的嗎？此外，像李伯一樣，我也很擔心「會需要花上一點兒時間才能夠熟悉各種八卦的軌跡，或是才能夠理解冬眠期間發生的各種陌生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