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蔣中正當時的想法執行,很可能國府軍隊在廣州會損失更大,讓台灣失去更多防禦兵力,在廣州打響前,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另外派人到廣東請胡璉部隊往金門與舟山支援,陳誠若什麼都聽蔣中正,那麼當年10月共軍進犯金門,少了胡璉部隊的增援,結果可能不同,台灣也可能很快就會丟失。

郝柏村曾經評論認為,是蔣中正將胡璉調走,用以保衛台灣,但是這個說法有待商榷,其一胡璉與陳誠關係密切,劉安祺與蔣中正關係較近,蔣中正不將較親近的部隊來台,卻調動陳誠的部隊,與當時的情況不太相符,劉安祺自己在中研院口述歷史也認為,胡璉調動應該是陳誠所為。劉安祺聽從蔣中正指揮,一路從青島撤退,在廣州打一仗後,又後撤到海南島,最後來到台灣,劉安祺也不諱言,他只聽蔣中正的指揮,其他人一概不聽,這也是當時軍隊作戰指揮的怪現象。
蔣中正喜愛任意干預戰場指揮官的指揮,即使已經離開職位,卻仍然介入戰爭軍事指揮,這比干預戰場指揮官更加嚴重,許多胡宗南與劉安祺之流的將領,對蔣中正的服從,無非是一種基於對個人的信仰,而不是對於體制的尊重。胡宗南部隊損失殆盡,全因蔣中正對戰地指揮官的橫加干預,共軍渡江後,勢如破竹,軍隊指揮分裂是原因之一,蔣中正雖然有遠見,已先將空軍與海軍轉移台灣,加上中央銀行的黃金轉移台灣,累積了台灣日後生存的空間,但是蔣中正仍不能免有逾越權責的批評。蔣中正不依循體制的做法,最終卻保護了台灣長遠的利益,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意外。 (相關報導: 高靖觀點:國共內戰,空軍被美方嫌棄亂投彈傷及無辜 | 更多文章 )
*本文原刊《閤評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