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閔書〉真正的問題還是出在民族認同。為了民族認同，正確的法理資訊均可棄如敝屣，徒然耗費了多年修練的文采，去為一群拉結爺們背書，還把反對者罵成趙高、秦檜。
最近作家張大春寫了一篇文謅謅策論體的〈致中閔書〉，替管爺無法走馬上任台大校長抱不平。除了抱不平，更大的成分在炫學，教訓那些「反對文言文教育的淺人」。但又因為是古文，聯合重工只好請了一位深人國文老師逐條釋義，以免淺人向隅、大師明珠暗投。
其實這就如同以法老王的口吻，用古埃及人的見識與象形文字，寫社論教訓美國的大法官。
愈精通中國古典，愈虔信黨國丑學
古典中文，就如同古典希臘文或拉丁文，當然是很美、很精煉的語文。不過，文字承載的知識量與情感量，才是文字得否流傳的基礎。
錢鍾書〈圍城〉裡方鴻漸與他老子之間的家書，戲謔地道破了普世人性的虛狡譎詐（「汝託詞悲秋，吾知汝實為懷春，難逃老夫洞鑑也」），足以與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司威夫特（Jonathan Swift）相提並論。而「致中閔書」卻像「不需上溯康雍世，回首同光已惘然」的遺少董斜川，難以面對天風海雨逼人而來的新價值與新知識。
在台灣，這種遺老遺少危機，隨著黨國丑學體制的逐日消亡，愈來愈少人能夠體會，乃至於同情了。也許大頭春不免自傷生不逢時，「狗食盆子裡，好大一塊罈子肉」（吳兆南語）。而能夠體會同情的，多為黨國丑學的忠實信徒。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愈精通中國古典，愈虔信黨國丑學。如此一來，不但喪失了學習新知的動機，甚且厚誣了中國古典。
張大春自言高陽嫡傳，而我是很佩服高陽的。高中的時候，恩師于延曾先生告訴我：「你想瞭解中國人最美好與最邪惡的一面，讀高陽小說就對了。」從此我遍讀高陽著作，果然啟發匪淺，對於中國宮廷內鬥心法獲益尤多。有趣的是，于老師這句話也暗藏了一個悖論。讀高陽小說固然能夠瞭解中國人最美好與最邪惡的一面，但高陽也是中國人，所以讀高陽小說同樣能夠瞭解高陽最美好與最邪惡的一面。高陽最美好的一面，就是描寫曹雪芹；而最邪惡的一面，就是在小說裡大拍蔣介石與黨國的馬屁。
我畢竟不是中國人，剛入門的時候，破解不了這個悖論，無法想像曹雪芹別傳的作者，同時竟也能是《石破天驚》這本奴才小說的作者。但也正因為我畢竟不是中國人，毋須受到中國古典制約，所以很快地也就了悟到悖論即正理，一點也不矛盾。
因為高陽雖然家學淵源，中國古典素養深厚（而且自然──學步者自知終生學不到這個。張大春自己都說了「文不可以學而能」），但是高陽最大的弱點，就是知識與價值無法與世界同步更新。依我看，他的現代知識與價值，大約跟黨國戒嚴動戡同時凍結，從此就原地踏步了。附帶一提，高陽可是跟在廈門大學背後撐腰的「赤匪」、「朱毛匪幫餘孽」仇深似海、勢不兩立的呢。 （相關報導： 顧爾德專欄：這不是場象牙塔內的風波 ｜ 更多文章 ）
「識得幾個字」，就能算高級外省人？
張大春算不算高陽入室弟子？我無從得知。但高陽歿後，我也經常拿《大唐李白》當替代品，也讀得津津有味。不過，津津有味只是因為讀得懂，而不是因為同意。這就像（我常常在課堂上講的）一個學者身為亞洲人，卻浸淫古日耳曼法的西洋法律史，在克服萬難終於看懂了《薩克森寶鑑》（Sachsenspiegel）或者《薩利加法典》（Lex Salica）後，狂喜之餘，也絕不會不由分說，立即用在大法官的最新憲法解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