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當氣候公約拒絕提供我們公平連結氣候科技機制與綠色金融體制之機會時，是在實質上剝奪了我們因應氣候危機過程中之避險與創價之機會，而在公約締約方陸續祭出邊境調整措施，以及鼓勵其跨國企業綠化供應鏈之過程，更是對於台灣因應條件之剝奪！相對於日韓及東協國家，均可已透過氣候公約的氣候行動平台，去追逐其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其中包括擴大其各自綠色科技之擴散與境外產業發展之機會，來降低減碳成本，而台灣及其企業，卻只能在當前跨國碳流動之管制日趨嚴密之際，默默承受所面臨的新貿易障礙。長此以往，國際社會要求我們減碳的正當性何在？
當然，這不代表我們應自外於國際減碳之集體付出，但是我們確實必須弄清楚為何我們必須向國際承諾減碳！蔡總統在第1任就職典禮上說出了：「新政府會嚴肅看待氣候變遷、國土保育、災害防治的相關議題，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也只有一個台灣。」以及「我們也不會在防制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議題上缺席…並且根據COP21巴黎協議的規定，定期檢討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與友好國家攜手，共同維護永續的地球。」但是在第2任的就職典禮，氣候行動只限制在：「我們要加速發展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台灣將成為亞太綠能中心。」很明顯地，台灣已不再回應國際氣候行動。
一直到了2021年的元旦演說，蔡總統終於再次強調了台灣的氣候行動，並表示：「攸關全球氣候治理議題的COP26，今年即將召開。我們會積極與各界展開對話，找出最符合台灣未來永續發展的氣候治理路徑；同時讓減碳挑戰，化為產業投資、創造就業的新機會，為台灣的永續發展找出新方向。」其後並在溫管法修法之際，蔡總統在地球日的活動上正式提出：「在行政院統籌下，政府已經開始評估及規劃台灣在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的可能路徑…」。
很顯然的，台灣對於氣候行動的理解，已不再是單純的與好朋友攜手來維護地球、善盡國際減碳義務，而是更多的務實思考，以如何帶動產業與就業，進而維護台灣的永續為宗旨。其實，這些務實的思維是應該受到肯定的，畢竟台灣若無法連結國際氣候行動平台，又如何能去參與《巴黎協定》推動的集體減碳義務？這實在不是我們自己說說即可。
台灣應建立自主的減碳承諾根本理念
台灣之必須減碳，應有更深沉的意義，淺見以為其理由有三：
其一，是依據團結利他（Solidarity altruism）的道德原則：身為地球公民的台灣人，自應共同去維護我們所居地球的管家—生態系統，而這也是延續前述人類國際環境行動發展的必然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