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此種外部成本內部化的過程，除降低或規避風險之規劃外，供應鏈企業更應有化危機為轉機之必要；善用經濟學所稱，管制便能創造需求的理念，嘗試將被納管而資產化（貨幣化）的碳權，轉換為公司的資產，以創造經濟價值。實則，依據CDP之評估，自其近9000家會員企業揭漏之資訊來看，減碳效益已呈現在每年價值高達337億美金的6億1900萬噸排碳上。
故此，我國的企業除應積極減碳外，更應善用國際氣候法制創設之經濟工具（亦即所謂的市場及非市場工具），為自己創收，以維持甚至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而隨自願（voluntary）碳交易市場之總值於今年暴增至10億美元（相關報導：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Rocket in 2021, On Track to Break $1B for First Time） ，顯然國際綠化供應鏈不以強制減碳額為必要的需求正在持續增加中，然則眾多的企業抵換（offsets）額度，尤其是電證分離下的綠電憑證，往往卻不是真正能有助於減碳者（相關報導：Informing the journey to net zero and carbon neutrality） ，故此，台灣應如何協助其善用自願市場機制，並維護我國企業的綠色競爭力，或許更是我國的當務之急。
結語
面對即將召開的氣候公約第26屆大會，台灣以2050凈零碳排及新修的氣候變遷因應法作為回應。然則面對國際政治的動盪、地緣政經利益的糾葛，卻不得不讓人必須重新審視台灣努力鏈結國際氣候公約的意義，並重新檢視應如何面對這些不能公平待我的氣候行動。
首先，吾等或許必須捨棄國際公約便必須遵守的直觀思維，以及無法公平參與的IPCC方法論抉擇，而以團結利他的道德原則、自利的功利主義，以及台灣人面對人類的共同危機，應沒有選擇退卻的自由等3個知性論述，來建構台灣氣候行動的理性論據；並以掌握攸關台灣權益之國際組織或機構的重點觀察，來重新建構台灣的氣候行動方針，並依據自主的排碳目標與凈零路徑，在各個組織或機構中去參與其氣候行動，而非只在氣候公約體制下無盡的等待中，去期待他人的善意。
至於針對當前發展中的《巴黎協定》，我們則應積極爭取鏈結第6條市場／非市場機制之機會，除為台灣將碳負擔轉換為國家碳資產外，更能為台灣創造出多元的永續條件，更讓台灣的減碳貢獻能真正的嘉惠地球生態及夥伴們。此外，台灣或許更應積極的先去協助維護台灣國際供應鏈因應CBAM的挑戰，並維護其國際競爭力，畢竟這是台灣面對的生存壓力，而此時也是台灣能藉此開創自有自願性碳金融市場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