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則是出自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自利心：亦即面臨氣候危機，台灣雖無緣參與或分享氣候行動之地緣政經利益，但是透過友我之國際力量，主動與積極的連結氣候公約相關機制，為台灣的生存發展開創契機，卻是可以操之在我者。
其三，台灣人面對人類的共同危機，沒有選擇退卻的自由：哲學大師羅素在80歲受訪時說過；自由應有其明確之限制，其中包括不能妨礙了自己的價值，例如無知（prevent yourself from being useful; such as lack of knowledge），更何況我們已然明知氣候危機的存在，又如何能置身事外呢？
綜上，台灣人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必須本諸利他的道德心、自利的信念，以及無可迴避的義務感，去面對人類必須集體協力對應之減碳及調適要求。
台灣必須與主流國際經貿組織對話，務實的規劃出自己的氣候行動願景
承上所述，台灣目前欠缺2030的減碳企圖，而僅有2050的凈零目標，故此，對於《巴黎協定》以NDC建構起來的規範體制，台灣將難以回應，這可以說是台灣將面臨自上而下之壓力；另一方面，國際CBAM的發展及國際綠化供應鏈的趨勢，則已迫在眉睫，其將對於台灣產業造成之衝擊，應屬對台灣自下而上的壓力；如何妥善因應這兩方面之壓力，應係台灣氣候行動路徑的核心課題。
針對自上而下的壓力，台灣應跳脫不能操之在我的國際政治反覆，而重新思考連結國際氣候行動體系的方向。具體言之，IPCC鋪陳的科學背景、歐盟強化的法治化全方位氣候行動倡議、瑞典女孩桑柏格帶動的跨世代環境正義思潮，以及國際金融體系的正面回應和國際企業積極以對的自願減碳承諾等，都是我們必須納入的決策因素。
誠如氣候變遷之不可逆，這些人類的回應，也同步開啟了人類大規模低碳社會轉型的願景。這背後，或許主導全球發展秩序的幾大組織，才會是真正落實《巴黎協定》的推手；其中至少包括了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勞工組織（ILO）等。
世界銀行的觀察：對於全球追求的淨零排碳願景，這幾大國際機構或組織均表達過他們所關切的重點課題。其中，世界銀行係認為，目前大家都已經知道評價碳衝擊風險之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將之量化，仍是十分困難，故此完善的會計原則是必要的。確實，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也正是此次氣候大會必須在第6條規則書之制定過程加以涵蓋者。
此外，為對應自《巴黎協定》以來，各界加速氣候相關科技發展之呼籲；其中世界銀行已表示，將在未來5年投入500億美元，以促進風及光電以外科技之研發。相對者，世界銀行亦同樣強調去除化石燃料的重要性，並對當前仍存在的大量化石燃料補貼或誘因政策表現出高度的關切，並認為，這些補貼或誘因機制或將成為未來各國邊境調整機制（CBAM）的規範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