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必須知道，擺脫直觀的自我減碳制約，並不代表台灣要自減碳的聖戰中退卻，反而是去發現能更具體說服自己，且讓自己感到被公平對待的減碳政策與路徑。簡單的說，我們一方面對於公民團體指摘美國寧願花費100億去打阿富汗戰爭，而只願投入14億去對抗氣候威脅之現實感到無力，也痛恨美國政權反覆與利益團體藉民主機制杯葛攸關美國甚至全球氣候行動發展的困境 （相關報導：A US coal-state senator makes losers of us all – Climate Weekly）。
另一方面則對於中國自發佈振奮人心的去煤政策與2060凈零目標後，便快速的受制於煤電雙缺之窘境之退卻，甚至在即將召開第26屆大會部長會議前，對2050凈零目標疑似重啟南北對抗之論述（相關報導：Emerging economies slam Cop26 net zero push as ‘anti-equity’ ），同感遺憾。其實早在今年拜登召開氣候高峰會議之後，這2個國家的聲明，原被認為是完成大會目標、落實巴黎協定之關鍵契機。
而今，卻有似乎回到2009年China／77集團走出哥本哈根大會會場杯葛議事之情景，多年來的國際政治反覆、混雜其間的各國政經利益，已經讓台灣不能再單純的承受階段性而欠缺穩定性的減碳承諾，而應認真思考自己的減碳意義，並明確界定政策目標與減碳路徑，或許才是我們大家應該重新反省並投入的工作。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