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說，AR6不再只以排放量濃度進行模擬，而是將人口與教育、都市化程度、GDP等因素，一併納入分析。其實，這種科學方法的演變是持續進行中的，例如，IPCC在AR4是是使用排放情境之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 SRES），其中係將經濟、人口、工業、環境、全球性、區域性發展等因子均納入考慮。其後在AR5，則改以「代表濃度路徑」（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s）取代舊有情境，並將人類活動造成的影響予以納入。
迨至AR6，IPCC再次決定採用，將SRES考量因素及土地使用與氣候政策影響納入分析的「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s）模式。依據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黃翰榆之研究， SSPs最主要的功能在於，評估政策施行後對社會與經濟面向的影響，「並且提供給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從各自的專業，去審視或比較各類型政策的有無，如何改變初始設定的社經與環境條件（van Vuuren et al., 2014）」（相關報導：深度減碳下的沙盤推演-全球情境分析）
從IPCC的方法論的持續改變，我們可以看到科學家們正在讓單純的數字有更深刻的社會經濟意涵，而也唯有如此，據之作成或調整氣候決策者，方不致於失其理性依據。但是無可諱言者，正如黃研究員所發現者，SSPs或許適合全球性的推估，但對於像台灣這樣的區域或單一國家，其資料並不易取得，也難以進行這樣的分析。準此，雖然援用SSPs的思維，或許將能更廣泛地納入社會與經濟指標以做為決策依據，然則究竟這樣的分析結果是否能容許台灣取主張《巴黎協定》所容許共同但容有差異原則下的特殊條件（special conditions），似乎仍有待我們進一步的評估。
三、台灣應該走出自己的路
是的，在接受科學事實之後，我們究竟該如何思考自己的減碳路徑？首先，固然國際去煤與去化石燃料投資之呼籲甚囂塵上，且許多國家、國際性的區域投資銀行或世界銀行，也都對此有所表態。然則當美中各自出現斷堐式的政策反覆時，我們卻不得不認真去思考，像台灣這種淺碟型的經濟，我們該用怎樣的腳步來走出一條平穩的減碳路徑？
首先，美中分別在氣候高峰會議中表達了減碳的企圖，習近平先是表示將在2060年達到碳中和，並將逐步停止或降低燃煤之使用，而拜登則是宣布將投入14億美元用於氣候行動；然則一場停電風暴隨之席捲中國，導致中國除了重啟傳統煤礦場外，更進而結合24個國家質疑2050凈零碳排是一種不公平的南北對抗。相對的，拜登的氣候行動預算則是遭到擁煤州民主黨國會議員的自家人杯葛，無法通過。一時間，氣候行動的核心工作，去煤，再次回到原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