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相對於國際氣候行動的涵蓋廣闊、目標明確，台灣對則將大量的關注投射在再生能源的開發及2050凈零碳排的碳討，最近，更隨歐盟CBAM的發展而引發各界高度的關切；然則「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其中除CBAM之因應似乎較能獲得共識外，圍繞著凈零與修法的議論堪稱多元而難有共識。
回顧來時路，或許在《巴黎協定》將全面實施之際，是大家該略向後退，跳脫既有的執著，思考台灣氣候行動之所從來，並回到本體之論述，就台灣為何必須減碳、為何沒有2030而卻有2050之目標，以及該往何處去?進行應有的理性思辨了。
面對減碳困局，為什麼台灣應該減碳？又我們該關心些什麼？
一、氣候行動是源自人類的世代覺醒
首先，氣候行動應屬人類環境運動的第4大階段；這4大階段分別為1867年至1945年的漁業及鳥類資源之保育；1945年至1972年的聯合國行動到《斯德哥爾摩公約》及聯合國環境署（UNEP）的成立；1972年至1992年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到《里約宣言》及《21世紀議程》(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Agenda 21)；以及現在的第4階段，亦即自1992地球高峰會議的《里約宣言》以後到現在。
這其中，《里約宣言》提出的《21世紀議程》在性質上係屬聯合國確立邁向永續發展之國際法一般原則，依宣言通過，而以維護氣候人權為核心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正是其中之最。故此，我們應該了解，氣候行動之本質就是人類對於所處生態系統應負責任的自覺結果，也是隨科學與知識之進步，人類在持續進步中的文明思維，這也是所有主政者必須體認到的跨世代環境正義呼聲之當然進程。
二、科學正在嘗試貼近社會現實，大幅提高社會的危機意識
隨IPCC一直在呼籲的填補知識落差，近年來氣候公約大幅推動的氣候變遷知識普及，已成功促成了幾次重要的環境運動轉折，而這些都是建立在科學的進步與知識的普及上；一如哲學家康德所說，人係從直觀的感性、到原則性思維的知性，再進步到理性的思辨，IPCC正代表著人類在思辨上的持續進步。換言之，理性之思維不會有界限，而是必須不斷的擴大知識學習與生活體驗去追求它。試想IPCC經過多久的努力，終於取得大多數科學家及上會大眾的支持，確認氣候變遷的存在與威脅，並凝聚出氣候危機（Climate Emergency）的共通理念，及《巴黎協定》的快速通過與生效。
如今，包括台灣幾大學研與政府機構共同發布的《IPCC氣候變遷第6次評估報告之科學重點摘錄與台灣氣候變遷評析更新報告》，也再次對於台灣面臨的氣候風險提出呼籲，而這也正是理性累進的表現。然則這其中，特別值得我們重視的是AR6在情境假設方式方面所作改變；亦即以「共享社會經濟途徑（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來取代「代表濃度路徑（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作為分析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