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胡拉是流浪的阿富汗人的一個典型。在十年的時間裡，他曾以虛假的身份，在歐洲五個不同的國家尋求庇護。曾有奧地利等三個歐盟國家經過年齡測試，確定他已是一個27歲的成年人。但羅哈拉一到瑞典，仍然說他只有17歲，為的是不會被送回希臘。
在喀布爾旅館，記者沒有看到有任何親屬前來接走被遣返者，因為有些難民從來就沒有在阿富汗生活過。到瑞典避難的阿富汗難民多屬什葉派的哈劄拉族人，因長期受塔利班迫害，其家庭早已逃往伊朗或巴基斯坦，很多家庭成員下落不明。回到這個陌生的祖國，年輕人舉目無親。
雖然偶然還發生炸彈襲擊事件，但對阿富汗人來說，比人身安全更嚴重的問題是經濟困難。自從2014年外國軍隊撤出之後，阿富汗的經濟狀況惡化，鄰國巴基斯坦和伊朗又遣返了高達70萬的阿富汗難民，喀布爾街頭到處是尋找工作而不得的窮人。
從瑞典回去的難民，如果是自願回國，瑞典政府贈予每人3萬克朗，而被強行遣返的難民大都是拒絕回國的，這錢就拿不到了。他們只能在到達喀布爾後，向有關方面申請一點生活補貼。找不到工作，錢很快就用完了，他們大都茫然無措，在無所事事地閒逛一段時間後，只好重新踏上流浪天涯的行程。
根據國際組織的統計，在被歐洲遣返的難民中，大約有一半人在三個月後重新離開阿富汗。
儘管同情，議會決定「認清現實」
帶著沉重的心情從阿富汗回來，記者找瑞典各政黨議員上電視討論難民遣返的問題。
在瑞典政壇和民間，早就有一股反對遣返阿富汗難民的聲浪。例如，斯德哥爾摩有八名來自各黨派的政治家，給政府和瑞典移民局寫信，要求停止驅逐阿富汗難民，理由是阿富汗的安全狀況堪憂。多個人權和女權組織也積極聲援阿富汗難民。此外還有百余名教師聯名公開向政府呼籲，說遣返政策剝奪了未成年人的受教權與發展權，不符合瑞典「保護每一個孩子」的價值觀。
然而，儘管每個上電視的政治家都表示對被遣返難民的同情，但議會中絕大多數說「要認清現實」，不願停止遣返政策。這首先是因為，近幾十萬難民蜂擁而至，引發了瑞典的經濟與社會安全危機，成為難以承受之重。同時，日益增長的反難民情緒，導致各黨派不得不在這一問題上趨向保守立場。再則，瑞典目前的遣返政策，是與歐盟大規模遣返阿富汗難民的政策一致的，歐洲通過向阿富汗政府提供經濟援助，讓阿富汗政府同意接受被遣返的本國國民，達成了雙邊合作協定。
很少有人有資格指責瑞典，因為瑞典是歐盟接受難民人均比例最多的國家。但是，很多瑞典人還是為此感到難過。我認識的一位元虔誠的基督徒老太太還為之哭泣，她批評自己的政府，說不應驅逐那些上門求助的遠方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