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19年出版的《高級傳令兵:劉峙將軍徐蚌會戰戰時日記》揭露,劉峙(1948年7月6日日記)抱怨蔣介石越級下令,跳過總司令另立杜聿明領導的前進指揮部,指揮系統混亂,他無調兵之權,只有乾著急。又有甚者,連小部隊的行動都得請示南京,不予前線指揮官隨機應變之權,更是致命大錯;1948年10月9日「上星期反省錄」,更對蔣介石的指揮風格大不以為然:「軍事之機微繫於一念,政治牽制軍事固不可,而最高統帥不予前方指揮官以獨斷之權尤為失敗之根源。日喊主動機動而事事干涉掣肘,豈非縛其兩腳而令其賽跑決勝耶,甯有此理」。以上記事日期都在徐蚌會戰11月6日開打之前,因此若把戰前兵力的部署都歸咎於劉峙的無能,實有欠公允。杜聿明晚年也回憶,蔣介石總是以遙控方式插手作戰指揮,前線指揮官明明知道老頭子又在瞎指揮,可是為了避免失寵,又不敢直言相諫,這也是導致國軍屢屢貽誤戰機的重大原因。
至於歸咎白崇禧按兵不動,持平而言,戰前徐州剿總有60萬兵力,白在華中剿總僅握有35萬兵力。華中剿總最精銳的黃維第十二兵團12餘萬大軍,於11月13日開戰初期即開拔往徐州前進,11月下旬又從華中調走兩個軍,白崇禧手上僅剩20萬兵力,國軍投入徐蚌會戰的總兵力已近80萬,若非兵力部署不當和臨陣指揮瞻前顧後,猶豫不決以至貽誤戰機,80萬大軍怎會這麼容易就被共軍圍殲?當12月8日,徐蚌戰場敗局已定,劉伯承的中野第10縱隊正對華中的襄陽、樊城虎視眈眈,此時蔣介石要求再調走第十四兵團的主力第二軍,即為白崇禧所堅拒,白問:「把部隊都調走了,武漢還要不要?」這也不能說不是實情。
蔣、桂之間的恩怨情仇,非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在我們讀的歷史課本上,北伐、抗戰都是蔣公的豐功偉業,徐蚌會戰時白崇禧按兵不動,逼宮蔣公下台,李宗仁代總統與中共和談,才導致共匪竊據大陸,政府「播遷」來台,一切都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錯。歷史是可以任人塗抹打扮的小姑娘,古今皆然。
我們如果把國民黨比喻為一家以「青天白日」為商標的公司,那公司創辦人便是孫中山先生,桂系算是最早加入一起打天下的大股東。歷史學者唐德剛肯定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這三位當年僅三十幾歲的將領,於1925年統一廣西後,一反當時各省割據自雄的時勢,而投入蝸居廣東的國民黨之懷抱來「共同革命」。如果沒有桂系促成兩廣的合作,國父那風雨飄搖的所謂「大元帥府」,是經不起吳佩孚、唐繼堯、陳炯明三面夾攻的。
北伐最早由蔣、桂兵分兩路開始,由於北伐軍所向皆捷,逼得盤據西北的馮玉祥、山西王閻錫山審時度勢,也加入國民黨公司為大股東,改貼「青天白日」商標,共同北伐。所以,北伐是由蔣、桂、馮、閻四大軍事集團共同打天下,最後張學良的東北也易「青天白日」旗幟,才完成形式上的國家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