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內性侵的心理創傷研究：「為什麼說謊？」「這種爸爸真是禽獸不如！」「你吃這些藥就會好」......這些是家內性侵受害者常聽到的話，卻也是將之推向孤立邊境的話。本文濃縮自不同受害者的生命篇章，中研院民族所的彭仁郁副研究員，透過臨床田野訪談與精神分析，希望幫助理解受害者內心的真實黑洞。
受到本土臨床心理學家──余德慧老師的啟蒙，自臺大心理系畢業後，彭仁郁先在「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接觸到人類學與社會學，後至「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臨床人文學院」，學習更全面地關照受苦之人的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學知識。（圖／張語辰攝，研之有物提供）
家內性侵：讓空氣凝結的話題
「九零年代初期，我在臨床實習時，原以為醫院是安全的環境，可以和心理學專業的同儕、學長姐討論家內性侵的議題，但說出口的當下空氣卻凝結……」彭仁郁回想。無論是大眾或專業工作者，面對「家內性侵」或稱「亂倫暴力」的議題，在毫無準備之下，往往不知如何反應才適當。
彭仁郁提到，我們會想像家內性侵的受害者一定會有某種樣貌，以至於當他們訴說創傷經驗時，我們會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把他們當成脆弱的易碎品來對待。
這樣小心是好的，但過度先入為主去預設樣貌，反而會和家內性侵受害者錯身而過，不見得是他們希望得到的肯認。
時間回溯到高中時期，住在宿舍的彭仁郁和室友熟了之後，幾名同學無意間聊起了被性騷擾的經驗，當大家一個一個分享，才發現「原來這不是只有我在面對」。但對於十多歲的孩子，通常覺得要躲起來處理，因為很多加害者就是自己家裡的長輩、或鄰居。
為什麼家內性侵受害者「不說出口」，這需要從幾個面向來理解：家庭的保護者和加害者常是同一人、受害者的心理創傷、主流臨床精神醫學診斷的限制、與社會對事件妖魔化的壓力。
心理創傷：曾發生的，彷彿沒發生過
曾在醫院急診室、社福機構等單位服務，彭仁郁發現在這些場域和家內性侵受害者接觸時間過短，彼此只能停留在醫病關係，大多互動為開立心理創傷證明、或創傷急性效應舒緩等流程，無法深入了解受害者的生命真實樣貌。
因此，彭仁郁在法國與台灣期間，主動進入家內性侵受害者自組的救助協會，也透過研究計畫與受害者們深入訪談，在臨床人文學、心理學、精神分析的先備知識下，聆聽受害者的生命經驗，並協助梳理受害者難以言說的心理創傷。
家內性侵受害者，常表現這些狀態：發生過的彷彿沒發生過、覺得我不存在這個世上。（圖／iStock，研之有物提供）
與童年受虐或性侵的受害者們訪談時，彭仁郁發現許多受害者不太敢使用「意象」的語言，彷彿一但開始想像，就會召喚真實的受害場景，當時的恐懼會活生生地侵襲感官。大多數人可以明確區分夢與現實，但對於曾受到家內性侵創傷者而言，在幻覺與真實之間，出現了模糊地帶。
有位受害者花了五年的時間，才有辦法說出「我難過」這三個字。因為在這之前，爸爸打他不准哭，一哭打得更厲害。身體明明在痛，又要假裝痛不存在。持續處於撕扯狀態。
精神分析也會用「感官爆炸的後延效應」來解釋這個「症狀」或創傷狀態。當家內性侵受害者受到毆打、性侵、辱罵，心靈的自我防禦機制會在當下阻斷記憶這些片刻，但身體卻會記得這些痛覺，並延宕至未來。成年後，受害者一旦感到精神壓力，這些身體痛覺會立刻回來，因此許多受害者在訪談時回憶起過往，會不自覺伸手阻擋臉部、表情恐懼，甚至觸發歇斯底里的狀態。
長期下來，受害者的「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界線漸漸變得不那麼明確，曾發生過的事件連自己都不敢確定發生過（即「負向幻覺」），然而，一旦試著拼湊腦海的圖像，將它化為語言文字，就會感覺此時此刻正身處充滿痛楚的場景。
正因為受害者無法說清楚這些創傷經驗，進入診間時常被簡化地診斷為重鬱症、恐慌症、思覺失調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等疾病，並給予藥物消除症狀，例如抗憂鬱劑、抗焦慮劑，卻忽略受苦的核心。
全球的心理治療室裡正在發生：創傷主體被餵食大量精神藥物，心理治療被化約成再適應或再教育的矯正術，創傷主體被鼓勵遠離、或遺忘釀成心理創傷的集體社會文化因素。(Sironi 2007; Bracken and Petty 1998)（圖／iStock，研之有物提供）
然而，國際上已有許多醫學人類學和臨床實務研究指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的標準化診斷，忽視了創傷主體經歷哪些事件、不同人之間的殊異性，往往造成令心理創傷被精神疾病遮蔽的弔詭。
心理創傷：我，不存在這個世上
另外，家內性侵受害者也經常表示「我不存在這個世上」、「在家人眼裡我什麼都不是」。受害者的自我邊界是溶解的，因為加害者不容許這個邊界存在。彭仁郁與許多受害者訪談發現，家內性侵的加害者──長輩、親戚，常常視受害者為自己的「延伸物」。
受害者在生長歷程中，不斷在原生家庭的加害者眼中尋找自我，卻只看見自己以被物化的工具身分存在。
作為自我認同基礎的「家」，經常由「迫害」──「情感依附」等衝突對立面構成。這樣的狀態從幼童成長至青少年、甚至是進入社會後，難以與他人產生連結，因為「我」本身沒有被賦予存在的權力。
受害者不斷對加害者和依附者的一舉一動察顏觀色，認定自身存在的主要意義就是服務加害者的需求，以至於不被容許有自我界線、沒有「自我之膚 (ego skin) 」能包圍、涵納自己的情緒，因而也難以命名自身感受。當思想、言行、感受超出被容許的想像界線，會感到錯置的罪惡感，甚至會產生受創的思考邏輯：揭發（告發） = 攻擊加害者 = 家的撕裂和毀滅。
「被性侵為什麼不逃？」、「幹嘛不告加害者！」──通常聽到家內性侵受害者的故事，正義的旁人會提出這樣的質疑。（圖／iStock，研之有物提供）
彭仁郁與受訪的創傷主體試著透過隱喻，間接描繪創傷主體的「心靈地景」所呈現存在內心的恐懼與矛盾。
比如，一位受訪者的說法和反應，讓彭仁郁聯想到一個畫面，她把自己內心的畫面跟受訪者分享：「你好像是一隻受傷無助的小動物，生在一個有兇狠野獸的山谷裡。野獸告訴你，牠們是你的父母親，但是動不動就咬你、攻擊你，還要求你被攻擊了不准哭、不准叫、更不准逃走。這個可怕的山谷不是你想像中期待的家，但是你好像沒有辦法離開，為什麼？」
聽到這樣的畫面，受訪者沉默許久後，說道：「因為我對這個山谷的每個角落都很熟悉，雖然有野獸，我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會在哪裡出現；也知道牠們憤怒的時候，只要把自己丟給牠們吃，牠們滿足了就會安靜下來。如果離開這裡，就算理智上我知道可能別的地方野獸比較少，但是我怎麼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沒辦法預測，這是更可怕的！而且，我怎麼知道表面上看起來像人的人，會不會在我不注意的時候，突然變成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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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仁郁提醒，如果旁人沒有意識到受害者的心理狀態，只要讓受害者感受到一丁點不信任感，就可能會逼迫受害者「說謊」，亦即「我先告訴你發生什麼事，但我同時加上其他沒發生的細節，或移動事情發生的時間順序，好混淆視聽。因為當我察覺到你可以定位我的時候，我就感到不安全」。許多社福機構或檢調單位，在尚未建立信任感、沒有意識到這個心理狀態下，可能會因而對家內性侵受害者前後不一的說詞感到納悶、產生誤解。
當受害者無法言說創傷，請借用你的感受
創傷憶痕的幽微糾結，使得有意識的噤聲、或無意識的失憶，成為家內性侵受害者重要的倖存策略。要如何在訴說與聆聽之間建立信賴，並深入了解受害經歷？
透過臨床田野一次次與不同的家內性侵受害者訪談，彭仁郁深深感受到「心靈地景」這個溝通方式的重要。
大部分的受害者到了面前，從外表看不到創傷，但我們不知道他內在淌著血。他要怎麼帶你進入內在世界？只能用想像的語彙、用圖像化的隱喻。
由於家內性侵受害者說不清楚傷痛、害怕說出口的噩夢成真，在訴說與聆聽之間需要建構一個「過渡空間」，讓創傷主體的想像和表達能在這個「過渡空間」安全馳騁，才可能漸漸修復自我內在，減少疲憊地自我放逐狀態。
「你沒辦法感受、沒辦法想像，那就讓我成為你的『容器』，將我的心靈潛意識暫時借給你用。你告訴我感覺，我把我聽到的感覺回饋給你，想像我在你經歷的狀態下可能會感覺到什麼。」彭仁郁說明讓受害者心靈地景浮現的方式，但這只是朝向創傷療癒可能的第一步，而不是終點。
聆聽，是持續通往受害者心靈地景的必要途徑。受過臨床訓練的心理人類學家 Katherine P. Ewing (1997) 曾強調「忍受沉默」的重要。不斷發問、無法容忍對話間的空隙，會顯現聆聽者的焦慮，也透露著對於蒐集某種特定答案的預設框架。
「當你過度相信你已經知道的，都會阻擋你理解活生生的經歷」，彭仁郁很認真地接著說道，「我不會說我是家內性侵心理創傷的專家，沒有任何人可能是。我只是跟很多受害者一起工作、傾聽他們的見證，漸漸能夠理解內心的複雜程度，和潛藏在的核心創傷。」
外界的獵奇與正義，也是受害者的痛源
心理創傷的形成，不只取決於家內性侵的暴力程度，更取決於受害者在這些殘酷生命背景中，如何想像自己存在的樣貌、如何與社會他人連結。因此，心理創傷療癒不應只是給予藥物、消除症狀，而是協助讓受害者能成為一個主體，感覺到自己存在這個世上，並找到修補人際關係網絡的接點。
對於創傷主體而言，每次與他人接觸，都會經歷一次確認自身存在樣態的試煉：「對方看見的是什麼樣的我？」、「對方會接納這樣的我嗎？」
若創傷主體能明確知道自己被安放在他人心中一個位置，令這個值得他人凝視、眷顧的「我」是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修復自我放逐狀態」與「修補斷裂的社會連結」是同步的。
然而，真實情況並不是這麼容易。媒體常用獵奇的「狼父、禽獸」標題來妖魔化家內性侵事件，但媒體正義中的狼父，正是受害者從小依存的爸爸。「我的爸爸在一天 24 小時之內，他可能照顧了我 23 小時，卻也加害我 1 小時。你們罵我的爸爸是禽獸，但我卻是他的小孩，在這種情況底下，我要怎麼告訴你曾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彭仁郁以受害者的視角點出，情境永遠是複雜的。
一句話在受害者聽來，可以鼓勵他、或使之更消沉，取決於受害者的心理狀態、與發話者和受害者的關係。儘管與許多家內性侵受害者長期工作，彭仁郁仍認為，沒有任何安慰的話語或標準流程，是可以預先準備好，因為每位受害者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另外，許多剛踏入這個領域的臨床工作者，會背負著過大的自我壓力，認為要完全承擔受害者的心理創傷。「但這就像有人溺水了，你卻也一起溺水，幫不了任何人」彭仁郁比喻。
我給自己的提醒是；我一隻腳在創傷情境裡，為了和受害者站在一起；但一隻腳站在外面，為了穩住我們兩個人，不會一起被創傷淹沒。
依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104 年統計資料，家內性侵受害者以 12~18 歲最多 (佔 36%) ，6~11歲次之 (佔 26%)。考量可能有許多通報黑數，彭仁郁參考國外調查與臺灣《蒲公英飛揚計畫》的數據推估：「若國高中或大學班級，班上有 30 人的話，可能約有 2~3 人曾經歷過家內性騷擾或性侵，受害者男女都會有。」這些數據的重要性是，讓受害者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被孤立的，而能透過適當的協助面對心理創傷。
「因為我們都假設家內性侵只會發生在別人家，自己家永遠不會發生。」這句話彷彿一面被拳頭揮破的鏡子，照映著家內性侵受害者求援碰壁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