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世代」:在美國,產假和育嬰假都無薪!職場媽媽陷入疫情失業困境

2021-03-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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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職場母親苦苦支撐。(截自推特)

疫情之下,職場母親苦苦支撐。(截自推特)

新冠肺炎(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重創全球經濟,但每個族群感受到的衝擊程度不一。其中女性經常被迫負擔照顧家庭的重任,在工作之餘還得負責家事、看顧孩子,形同從事兩份工作。2020年2月以來,光是美國就有200萬名女性離開職場,而且就算疫情趨緩,也很可能無法重返職場,經濟學家稱她們為「失落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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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疫情爆發之前,兼顧事業和家庭的職場媽媽就面臨種種困難。根據聯合國(UN)統計,全球的女性從事的無償家庭照顧工作,至少是男性的2.5倍,即使在雙薪家庭中,這個比例也沒有縮減。此外,性別薪資差異和社會安全網的疏漏,也讓職場媽媽們舉步維艱。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導指出,美國是唯一缺乏「法定有薪產假和育嬰假」的已開發國家。同樣在美國,托嬰托兒服務價碼比大學學費還高,而女性的平均薪資只有男性的82%。非白人女性的薪資更低,黑人女性必須工作19個月,才能追上白人男性的年薪。

職場母親們常發現自己置身「媽媽罰款」(motherhood penalty)的系統性劣勢之中,她們被認為競爭力低,「錯過」加薪升職機會,和沒有孩子的女性也出現薪資差距。請假育嬰也影響女性的職涯與收入,平均而言,女性的退休金只有男性的70%。

前述僅只是疫情爆發之前的職場媽媽日常,而在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各職業生態大幅改變的環境底下,職場媽媽們又面臨更艱鉅的挑戰。

有人在家工作,想要專注,卻被孩子的巴斯光年玩具攻擊。也有人和伴侶雙雙失業,沒有穩定收入,存款見底,只能倚靠信用卡應付日常支出。在這種非常時刻,選擇辭職來專心照顧孩子的家長們彷彿遭到「懲罰」,政府沒提供足夠資源,幫助他們支付房租,或者上網為孩子取得教學資源。

職場媽媽的事業隨時會消失

35歲的教育專家布萊儂(Meg Brannon)將母親受到的遭遇形容為「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這個詞彙的原意「在軍事行動中被誤殺的平民與財產」。

布萊儂以自己為例,表示她在成為媽媽的道路上遭遇許多困難:她是高風險孕婦,請了無薪的產假與育嬰假;分娩後,她為產後憂鬱症所苦,而且孩子早產,屬於特殊需求(special needs)幼兒,托兒費用比她的稅後收入還高。布萊儂失去加薪升職的機會,她與丈夫原本收入相仿,但他成為媽媽後,丈夫的收入變成她的兩倍。

這還只是在武漢肺炎疫情之前,一切正常運作之下的情形。疫情加倍打擊壓迫媽媽們的職涯,2020年美國有500萬女性丟了工作,而且回歸職場遙遙無期。人們可以期待疫病解藥,而照顧者的空缺永遠需要有人遞補。布萊儂認為,疫情下,母親們面對的職業困境,代表這個社會認為母親的職業生涯是額外的恩惠,遇到緊急狀況時隨時可以撤回。

經濟負擔加重 難以照料自己

46歲的佛斯特(Opal Foster)是平面設計師,獨自扶養特殊需求的兒子。她說她的生活是勉強維持平衡的紙牌屋,而疫情是加諸其上的重擔。她必須照顧家人,負責兒子的學習並陪他玩耍,失去照看自己的時間,也無暇顧及消失的線下社交活動。而疫情中的經濟負擔也持續升級,佛斯特的兼職薪水和接案報酬無法平衡支出,很多時候她必須擲硬幣決定先繳清哪些帳單。

35歲的凱利根(Caitlin Kerrigan)在產業管理公司工作。在她的工作團隊裡,正好有一位單身女性。疫情爆發後凱利根的公司決定讓員工在宅出勤,她工作時還須分神照顧家人,導致效率低落,同事則表現優異,9月凱利根因為工作表現被裁員。

求職時凱利根並未隱瞞身孕,也坦言計畫請八週產假,這讓她至今還未找到新工作。其實凱利根很樂意當全職媽媽或改為兼職工作,但家人需要她的薪水。凱利根表示,儘管她身兼工作與母職,卻從未在這兩方面感受到支持或安全感。

35歲的藝術行動者(artivist)惠妮(Lauryn Whitney)也是一名母親,她在2020年體認到自我照顧(self-care)不是奢侈,而是必需。母親總是獨自承受重擔,卻很少出聲紓發。惠妮希望人們可以多關心身邊的媽媽們,問她們的夢想,看看自己能提供什麼協助,幫忙她們抓緊當下成就自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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