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凱薩琳強森（Katherine G. Johnson）回應主管薇薇安（Vivian Mitchell）自述「我對你們（黑人）沒有偏見」
「那個是統計數字，過去愛滋病原因最多是煙毒犯者共用針筒所造成，現在統計數字就是這樣子，我沒有任何不敬。」賴清德，2017
依衛福部疾管署的調查統計數字，的確顯示愛滋感染者中，以男同性戀者居多，據此，賴院長的澄清沒有錯誤。
對賴院長的指責或糾正，各方面都有，有針對統計學謬誤的、針對公衛防疫取向已經揚棄「高危險群」說法的、有試圖釐清數字是否反映真實的、有討論污名的，不一而足；相對的，亦不乏力挺者，主要言之曰「統計數字確實如此，他沒有說錯」，進一步者，認為「難道連實話也不能說了？！」潛台詞莫如「你們這些說他錯的人，其實是自己心虛吧？！」
在這個發言上，各界評論是各抒己見，可惜的是沒有達到相互說服的效果，群眾大約仍在「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分裂狀態。
筆者淺見，各界評論無法真正出現對話效果，原因在於雙方其實說的不是同一件事，一方主要的評論核心是「污名不可取」，輔之以相關學術辯論，另一方則認定「事實就是事實」，沒有不敬，因為事實勝於雄辯。
以下，筆者提出兩個觀點，嘗試銜接雙方落差：
一、講述「事實」，不代表沒有污名
跳過統計爭議，讓我們姑且假設「感染愛滋的人，確實以男同志為多數」論述為真實。
在這個前提下，大大方方的陳述事實，何來污名指責？很簡單，問題在於「是不是事實，跟有沒有污名，是兩回事」，符合事實者，不一定沒有污名。
美國在20世紀初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有色人種被附加種種限制，因為「有色人種愚笨不上進、粗俗不懂禮」，當時多數人都認同這些限制，因為有色人種確實「甚至不識字、犯罪率高」。
當時廣受認同的禁令來由，「愚笨不上進、粗俗不懂禮」是社會觀感，而「教育程度低、犯罪率高」則是「事實」，而且，這個事實，不乏各種各類的統計支撐。
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輕易辨識出，這些限制所依仗的理由，其實相當表面。我們可以輕易的提出反駁，不識字者眾，是因為給予有色人種的教育機會相當有限，而有色人種本身多數甚至連小康生活都很勉強，當生活必須掙扎在溫飽與否，上學當然不是優先選項；同理，當生活甚至不能溫飽時，有沒有違法也重要不過生存。
現在的我們，可以很理所當然的、對種族隔離制度表示唾棄，因為我們很明白，單純對表面事實而加諸評論或限制，非常不妥，也，不該。我們如果這麼做了，就是污名與應了污名效果。
二、男同志反彈愛滋污名，不是因為心虛
此番交會，若以「你們那麼激動、表示你們就是心虛」落幕，實在可惜。
愛滋歷史上，從最早期美國診斷出五名不明原因的病症者，發現他們都是男同志，進而將當時的不明病症稱之為「gay cancer」，到台灣首例愛滋感染者亦是，男同志幾乎是最早就被標籤為愛滋危險群的人。
在愛滋病被發現、有效的治療方式問世並逐年進步之後，歐美國家努力擺脫早期標籤，於是，當他們說「感染愛滋是因為不安全性行為」，而不再往後連結「誰的不安全行為」，他們是真心的這麼認為，從小的教育都是這麼教的。
台灣不一樣，台灣以高危險群分類來做愛滋防治與宣導工作，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大約與「以恐嚇為防治策略」長期重疊。因此，男同志是愛滋高危險群，而愛滋是令人害怕的、醜陋的、痛苦的，這些觀念深入人心。
於是，不令人意外的，男同志對愛滋議題相當反感。近年，在有心人士的努力下，雖然已經漸漸打破男同志對愛滋的抗拒，但骨子裡、長期積累在社群印象中的反感，並沒有那麼容易消除，更何況，至今，大多數人提起男同志與愛滋時，僅僅是頂著禮貌的臉孔，卻根本不掩飾眼底的尷尬或鄙夷。
做為一個愛滋工作者，我從來不問「你是怎麼感染愛滋的」，除非對方主動談起。但我理解政府公共衛生需求，因此，我特別希望，統計數字不要再區分同志或異性戀，讓我們回到真正的感染原因（不安全性行為等），並且，更致力來推廣所有有效又符合人性的防治策略吧。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疾病，不是只有數字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本文原刊《筆震》論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