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中和國小老師林作逸1970年出生，國二以前過著小康的生活，爸爸是貨運行、搬家公司和計程車行老闆，媽媽失明，家裡共6個小孩，後來爸爸卻生意失敗、躲債，剩下的家人被社會局安置到低收入戶的住宅區，而媽媽在1984年被爸爸的外遇對象用熱水燙死。
離高中聯考還有半年的林作逸，先把3個妹妹送到教會介紹的育幼院，再和哥哥、姊姊努力準備聯考。爸爸不回來，社會局也沒有提供比原來更多的協助，林作逸和兄姊自行打工負擔生活費，週末投遞房地產的廣告到住家信箱，一般人歡渡節日的時候，他們挨家挨戶推銷聖誕卡。最後，林作逸和哥哥考上師專，有公費可以住校讀書，但考量實際上仍無生活能力，他們終於自填資料、自己把自己送進育幼院。
林作逸15日接受《風傳媒》專訪時表示，「國三到師專畢業前，我都很希望殺害母親的兇手被判死刑，以這樣的正義來解我的心頭之恨」。但如今的林作逸，是2011年遇到作家張娟芬，與她認識之後開始參加廢死聯盟活動、赴各地分享看法的人，這期間到底發生什麼轉變？
這牽扯到林作逸人生中第2件慘案。林作逸的爸爸在加害人出獄後與她結婚，和孩子們的關係疏離，加害人的精神狀況則不是很穩定，2004年竟然又殺害了林爸爸，也讓林作逸喪母20年後，赫然成為報紙頭版當事人。
林作逸說，這種事發生一次已經很倒楣了，發生2次不禁讓他開始想，這樣的生命安排是不是有什麼意義？他表示，他的思考可能和從小的基督信仰也有關，相信這是上帝給他的安排，以前沒有認真想過死刑議題，現在則希望從事被害人服務；「我們當年被送到育幼院，我經歷過這樣的過程，知道這樣的孩子很辛苦，很弱勢，才更覺得重點在被害人及家屬怎麼活下去？不是『給他一個交代』之後就沒了，那他怎麼過生活？除情感傷痛之外，現實的生活是更重要的，國家應該盡量給每個人平等的機會發展。」
林作逸母親過世的時候，台灣還沒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該法1998年才施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隔年成立。林直言，「那個年代好像認為受害人活該倒楣，你就自生自滅」，至於現行的犯保法，他以2004年申請協助時的經驗表示，這部法以補償金為主線思考，更是在司法體系裡執行，「所以他的角度會從國家政府沒有錯，用補償的角度來看。對於申請案件的金額，是不是應當要有這樣的支出，也有嚴格的審核基準。」
林作逸說，他覺得整個行政程序有點官僚，也不是很友善，反而對被害人家屬造成一些困擾，所以後來他放棄了，何況並非每個被害人需求都一樣，有些人不是那麼需要補償金，但犯保法提到社會性支持的部分很少，也很籠統，只說可提供被害人哪些協助、哪些協助，卻沒有更確切的規範，「有寫等於跟沒寫一樣」。
林作逸指出，犯保法的心態是，犯罪被害人不知道為什麼被加害，國家基於照顧責任來給予補償，再向加害人求償，因此加害人在獄中工作的部分所得，要追償到這塊。但林認為，國家應改掉每年固定編列預算作為補償金的方式，可考慮每年從國庫裡面支出保費，由保險公司去精算、給付，政府該投入更多到心靈諮商、悲傷輔導、生命教育等深度服務，而不是忙著處理這個給多少錢、那個給多少錢。
林作逸也說，國庫的稅收來自全民，所以他提出的作法，是集合大多數人的資金，共同承擔風險的概念。他強調，無論責任多寡，國家對於犯罪其實是有責任的，不然也不會訂犯保法，國家的心態卻認為，補償金的錢要從加害人勞動金裡支出、追償，問題是犯人在牢獄裡，還必須負擔個人一些費用，不太可能100%夠用，變成國庫要墊一些錢，國家的想法可能就是盡量不要付。
但林作逸表示，「就犯罪來看，再怎麼樣可惡的人還有一些故事，怎麼造成性格、心理層面的問題。也許我們不應該這麼武斷去說國家有錯，但國家真的沒錯嗎？也許是教育，也許是……從福利國角度來看，是不是國家也要負擔一部份的責任？」他也指出，台灣把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定位在司法的正義回復，但正義的回復有很多種，被害人保護也有很多層面，應提供更多社會性的支持。
林作逸指出，他覺得加害人不用負擔補償金，因為他們的生命、自由已經是被制裁的對象了。針對許多人常質疑「為什麼要花錢養這些人」，林則坦言，這就是支持死刑、廢除死刑的基本哲學觀念不一樣，「如果你只單純相信這種正義，那就沒有對話的可能」。
林作逸更進一步指出，法律上有很多種「人」，例如法人、自然人，但「被害人」卻沒被看見。他建議，如果真要以被害人為主體來思考，就必須真正把這個身分納入社會福利及安全體系，與社會救助相關等許多法律，甚至性侵害防治條例、少年事件處理法結合，把「被害人」身分當成其中1個對象時，才能想到不同的需求。
訪談過程中，林作逸提到他最近在研究轉型正義，有不少心得。他表示，轉型正義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在知道真相、究責的前提下，追求和解、共生與和平的未來。修復式正義則有異曲同工之妙，希望透過被害人的參與，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提出自己的想法，也接受加害人的懺悔，雙方有和解的機會。
他提到2部紀錄片〈起點〉、〈回家〉，都是被害人與加害人和解的真實案例，林作逸也以自己的經驗說明，從最初的憤怒、持續收到訴訟相關文件的階段走下去，「漸漸的，你的生活才是你自己要每天面對的，你的學業、你的前途、你的茶米油鹽醬醋茶……你不能每天以被害人的角度，告訴人家『我是被害人，所以要給我什麼』，我也從來沒有因這樣的身分受益。」
林作逸說，隨人生經驗不斷累積，心態轉化，就不再認為死刑是對自己的交代，「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被規定要做，很多要過人生的準備，我慢慢地把那種認為死刑是理所當然的、這才叫公平的角度沖淡。」他也表示，就是從個人經驗裡明白到，一個被害人永遠都困守愁城，永遠都走不出未來，所以他希望能參與台灣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
可惜的是，林作逸指出，犯保工作的聲音並不是那麼多元、透明化。「我們現在常看到的王昊的姑姑、白冰冰，比較在檯面上，大家聽過的被害人，在被害人體系裏面，他們大多都聽他們的使命，但像我這樣，可能是另外一種更沉默的族群，忙著工作，忙著遺忘。但被害人裡面，應該要有不同立場的人來表達這些事情。」
林作逸回憶指出，「我有次在座談會遇到犯保協會1名幹部，他本身是兼任檢察官，我跟他說如果有機會，我希望以被害人角度來提供一些意見、參與犯保工作」，但後來卻不得其門而入。林坦言，「我感覺，他們從沒想過不支持死刑的被害人意見，是要被放在裡面的。」
於是，林作逸這幾年更多的時候，反而是參與廢死聯盟在各地舉辦的論壇，以被害人角度談他所關注的犯保工作，而如今44歲的林作逸，擁有輔大法律系、北市大特殊教育系2個學士學位，以及北教大教育傳播科技碩士，目前快要完成另1個碩士，即北教大文教法律研究所，今年9月更將攻讀第3個碩士學位、台大國發所，更已唸完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1個博士學位。他積極準備，盼有天轉行當人權律師，為弱勢、社會團體打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