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偉大的經濟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走了。那一代張五常念念不忘、我們在課堂上耳熟能詳的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們，史蒂格勒、傅德曼、科斯，現在是貝克，都走了。
20世紀名動天下的經濟學家裡，貝克作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開山鼻祖，幾乎對社會科學所有的學科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經濟學內部自不必說，長期被一些心胸狹隘的社會學家們攻擊，多少也說明了貝克的影響力。其對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視角溢出了經濟學的邊界，滲入到政治學和人口學的領域；對犯罪行為的分析也啟示了法學界的相關研究。他的相關思想影響了其長期的朋友波斯納，兩人合作寫博客已經數年。
這種罕見影響所有社會科學的例子並不多見，經濟學家里或許只有司馬賀是另外一例。但這樣說到底空泛，還是讓我以自己的經歷來說一說貝克帶來的影響吧。我前幾天寫了一篇小文章《貝克已逝，理性人永存》，中間有提及與貝克為數不多的交流。但說起貝克對我的影響，直到今天也沒有消退。
我本科時候作畢業論文是關於家庭的，貝克的《家庭論》是我的起點。此後我一直對非經濟組織持有濃厚的興趣，到目前為止也主要是在研究公共組織，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而不是經濟學最愛的廠商。但貝克的理性人分析一直是一個有益的提醒。坊間有套話，叫“不忘初心”。用在我頭上，就是不忘記經濟分析的基本原則：理性人、成本收益分析以及供求曲線。
在上個世紀中期，沒有誰幾乎是以單槍匹馬的姿態殺出來，以經濟分析的一貫邏輯手起刀落處理歧視、對孩子教育的投資、生育孩子的決策以及犯罪懲罰等一系列“非經濟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貝克不僅遠見卓識，更難得的是堅持己見不動搖的“固執”。這與當下學者追熱點不同，芝加哥大學的學術傳統足以讓貝克不用以領導喜好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在《貝克已逝，理性人永存》已經簡單介紹過貝克在人力資本、家庭論和犯罪懲罰的經濟學分析等方面的貢獻。這裡想說說貝克的研究與中國的淵源。
貝克關於家庭決策相關的生育率的經濟分析，與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緊密相關。1960年，貝克發表《生育率的經濟學分析》一文，是這個問題的開山之作。
今天我們討論要不要全面放開生育，徹底廢除生育指標限制，依舊能從貝克的論述中得到啟示。隨著人均收入增長，會導致生育和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急劇上升，會自然抑製家庭的生育意願，導致生育率下滑。同時父母的教育水平尤其是母親的教育水平提高，會使得父母更關心孩子的質量而非數量，進一步減少生育。
這句話如果只是憑直覺講，就沒有什麼所謂“洞見”在裡頭。正如貝克說的：關於行為的直覺性假設只不過是系統分析的起點，僅有直覺就無法做出有趣的推論。事實上，除了1960年的開山之作，貝克有兩篇小文章直接討論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篇是2012年的《中國到了放棄一胎制的時候》和2013年的《中國放棄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主要的看法是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市場化改革使得經濟迅速增長，同期伴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進程的拓展，生育率下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中國部分人口學者認為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人口減少，才促成了經濟快速增長。也就是說，即便我們可以觀察到生育率下降和經濟增長兩件事同時發生，但是到底誰是因，誰是果呢？貝克認為不太可能是因為人口下降導致經濟增長，因為很容易觀察到反向事實。比如說美國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並沒有控制人口的政策。但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生育率下滑的情況。
當然有人會說，這是因為國情不同或者文化傳統不一樣。但縱觀亞洲經驗，不管是韓國、日本、新加坡還是港台地區，都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但都在沒有控制人口的情況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經濟增長。所以不是因為中國的人口減少促成了中國的增長。恰恰相反，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導致了生育率下滑。
貝克還指出，與計劃經濟相適配的計劃生育政策日益不能滿足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放開生育管制刻不容緩。因為中國的生育率相比於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已經非常低。貝克的估算顯示，假如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目前中國的生育率會在1.5左右，低於不少人口學者1.7到1.8的預測，也遠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1。中國目前的實際生育率，要稍稍低於假設的沒有獨生子女政策的情況下的生育率。儘管由於存在漏報瞞報的現象，可能不如2010年的人口普查所顯示的1.18那麼低，但一般估計也不會超過1.35。而全面放開生育，即便能達到1.8的水平，離更替水平也還有0.3的差距。
易富賢的《大國空巢》、何亞福的《人口危局》以及梁建章等人的相關研究，都得出了差不多的結論。這意味著即便今日中國全面放開生育，人口也不會大幅增長。理由還是貝克說過的，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劑。一個家庭的生育決策，正如貝克所言：“應當由其收入、教育以及其他個人因素來決定，讓家庭自住選擇生育孩子的數量。”
貝克的貢獻還在於啟迪後學。將貝克關於人力資本和家庭經濟學結合起來，就會發現家庭的生育決策不僅與收入有關，父母還會權衡子女的數量和質量。一般來說，隨著父母對子女質量的重視，尤其重視對孩子未來人力資本的投資，父母通常捨得在子女教育上花大價錢。這樣一來，也會減少生育孩子的數量。
不少嗅覺靈敏的經濟學家於是就考慮了出生順序與教育表現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先出生的普遍表現要好一些（對於那些試圖舉出我家親戚，隔壁鄰居之類的，我早有防備，請讀《抑制生育論錯在哪裡？》）。一般的解釋是，父母對第一個出生的子女重視程度比較高，所以在其人力資本上的投入比較多，就導致出生在先的孩子表現相對優異，這是對貝克分析的發揚光大。
當然，對貝克對人類行為都用經濟分析這種帝國主義行徑，總是有人反擊。但這種反擊往往是以酸葡萄心態為基礎的，所以顯得特別軟弱無力。相反，貝克這一路的分析反而越發有力。
耶魯大學的美女經濟學家錢南茜（NancyQian）有一個相當精彩的對貝克分析理路的應用。大家都說中國重男輕女，也的確有證據表明，超聲技術可以定性別後，中國出生的男童數量急劇上升，主要的原因是女孩沒有被生下來。這個情況和印度類似，阿瑪蒂亞·森講過消失的女孩這件事。但是不是女孩就注定被拋棄呢？南茜說這得看女孩的價值。南茜發現在中國的產茶區女嬰的存活率比較高，尤其是在茶葉價格上漲較快的年份更是如此。因為摘茶葉這件事主要靠女工，茶葉價格上漲提高了女性勞動力的價值，間接促成了父母不那麼輕視女嬰。
這背後的原因是如此“經濟”，如此“理性”，所以很多人不接受這種分析。但你仔細想想，還就是這個理兒。所以扭轉性別歧視，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提高女性的就業市場參與，增加女性的收入。
小結一下，貝克在家庭方面的研究對中國的計劃生育至少有三點重要的啟示：一是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現在是時候放開生育限制了；二是家庭會在孩子的質量和數量之間進行取捨，隨著對孩子人力資本投入的增多，孩子的質量會得到更多的重視，因此數量減少恐怕是個必然趨勢；三是要扭轉對女嬰的歧視，女性增收不可少。
一個經濟學帝國主義者走了，但這種精氣神一直在，並且還在發揚光大。這是件幸事，也是對貝克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