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南鐵東移案中，已經答應搬遷的陳家，協商保留迴旋骨董樓梯移至旁邊作為公共藝術。但是，在與政府協商途中，卻遭到鐵道局突襲式徹底拆除，連提案作為公共藝術的樓梯，都被刻意破壞。本文嘗試用佛洛姆（Erich Fromm）對於威權心理的論述加以解釋，本文並想指出，此等威權心理遺緒值得台灣人共同警惕，方能建立強健的公民社會，以因應當前紛亂的國際局勢與極端氣候治理。
按佛洛姆的說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壓力，舉凡經濟壓力、職場壓力、孤獨感、無力感、未來的不確定性、體認到個人的卑微地位等等，都造成個人心理上的缺乏安定感與歸屬感，使社會上容易產生「抑制型權威」與「匿名型權威」。前者就如同獨裁黨國政府，以暴力、造神政治人物、高壓控制各種社會團體等等手段抑制民眾，而順服者也由服從權威，獲得心理上的歸屬感與安定感。以此，或可以解釋，為何過去台灣戒嚴時代與當今的獨裁中國，那些沒有分配到多少實質利益，甚至利益被侵犯的市井小民，也欣然歸順獨裁政府。龍應台的「反戰言論」與其信徒，其深層心理因素或許在此（經歷過大江大海的不安定與缺乏歸屬感）。
至於「匿名型權威」，時常與「抑制型權威」相輔相成，也就是包裝成輿論、科學、傳統、宗教等面貌，來讓民眾順服。例如獨裁黨國的擁護者，時常用「維護中華傳統文化」這頂抽象的大帽子來說服自己，或是加入由黨國控制的「愛國教會」獲得心靈安定。而過去蔣經國十大建設與南鐵東移案中，政府都宣傳「大建設、大開發、大工業」至高無上，必定帶來經濟利益、國家繁榮的抽象大帽子，讓支持者膝反射式的認為政府浮濫徵收私人土地合情合理。即使監察院早已糾正各縣市都市計畫浮濫不實，白白浪費國家資源，從南鐵案相關的輿論看來，甚多民眾也是不假思索地相信政府的說詞。
而多數人所不知道的是，當前台灣各縣市的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法定程序，基本上仍然維持在戒嚴時代的「抑制型權威」規定。也就是法定權力高度集中在縣市長與內政部手上，民眾、專家的意見僅是敷衍用，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土地使用程序需要舉辦聽證以及市議會核定，差距甚遠。以自由市場經濟的典範，美國紐約市為例，即使紐約市在美國已經算是惡名昭彰的浮濫徵收城市，其土地使用與徵收至少都有嚴謹的法定聽證程序以及市議會的審核過程，尤其侵犯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美國是在憲法層次加以規範。而台灣大面積的「區段徵收」制度，在歐美民主國家更是早已廢除超過100年（參見徐世榮導讀：廢除區段徵收制度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014216?page=1）。
當然，民主國家的土地使用制度，我國睿智的官員與專家菁英們都是相當的熟稔，但為何台灣在積極加入民主人權陣營抵抗獨裁中國之際，卻遲遲無法引入民主國家等級的土地使用法定程序? 本文先不談實質利益糾葛問題，僅由佛洛姆所說的「權威性格」來探討。 （相關報導： 南鐵拒遷「被劃下」句點 黃偉哲強調：事情總有落幕時候 ｜ 更多文章 ）
權威性格裡面又可分為順服者與權勢者。順服者，就是典型的欺善怕惡，欺弱怕強。在土地徵收案件中，被迫遷戶是弱勢。但順服者正因為知道被迫遷者是弱勢，反而津津有味地跟著抹黑被迫遷戶是愛錢釘子戶，藉由站在有權勢的一方霸凌弱者，來滿足內心快感。例如日前南鐵陳家強拆，政府決策者即使明知陳家已經妥協，只想保留樓梯另外作為公共藝術，政府卻仍然採用突襲式強拆全部，故意直到最後一分鐘，連給陳家搬出物品的時間都出爾反爾，享受霸凌弱者的滋味（現場強拆人員嘲諷、居高臨下的態度）。另有一種隱性的順服者，表面上可能一路走來奮勇挑戰各種權威，甚至成為政治犯，但內心其實一直渴望威權秩序以求得心安，以至於這種人掌權後給外界髮夾彎、大頭症的印象，例如翁山蘇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