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亞中日韓台四國的「戰爭記憶」是以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為核心，這也是大陸與台灣島內統獨問題的根源。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則來自於「1945失敗」。與日本相似的是龍應台的和平主義也是出於「1949失敗」。
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一書指出，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其實並非單純的理性抉擇，而是敗戰後，在麥克阿瑟將軍主導的和平憲法下，進行的「道德創傷管理」：—種對戰敗的國家自我形象的修補工程。
日本在二戰之後，以「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受害者敘事:大災難」及「加害者敘事:陷入黑暗的地獄」三種文化創傷記憶交錯來重建國家認同。日本的戰敗因此內化為一種矛盾的精神狀態：既羞愧又自赦，既懷舊又失語。正如書中指出，這三種敘事：「加害者的反省、受害者的悲情、英雄的自我慰藉」，讓日本首相及政治人物在二戰歷史的戰爭責任與道歉問題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讓外人認定日本人不知反省。其實日本一直有這三種二戰歷史問題記憶敘事模式互相拉扯，日本的二戰並不是單一的集體記憶。反而是兩岸的革命戰爭歷史問題的文化創傷敘事模式較傾向單一的集體記憶，
橋本如何引用社會學家傑佛瑞·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概念，開展「英雄、受害者、加害者」三種相互衝突的創傷敘事內容呢？
1.陣亡英雄敘事:幸運的失敗
神風特攻、玉碎、以及「大和號」的壯烈出征，皆是明知有去無回卻仍選擇犧牲的行為。這些行為被日本戰時宣傳塑造成「英勇無私」的象徵，構成了一種以死亡為中心的國家信仰。實際上主導大和號出征沖繩決定的參謀神重德內心是認為：讓大和號白白被美國勝利接收，太浪費了。
歷史學家喬治‧莫斯（George L. Mosse）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時指出，德國社會為了撫平戰敗的創傷與倖存者的罪惡感，透過將陣亡士兵「烈士化」的過程，賦予死亡以神聖意義。戰死者被視為為國捐軀的英雄，他們的犧牲不再是徒然的，而成為民族重生的象徵。
這種「烈士化」的敘事進入日本後，被進一步轉化為一種宗教化的美學。陣亡者不僅被尊為英靈，還被賦予了救贖性的使命──他們的死被描繪為使日本未來更加光明、更具道德純度的必要代價。於是，戰敗本身也可被重新詮釋為「幸運的失敗」：一種能喚醒民族精神、淨化靈魂的悲壯犧牲。
2.受害者敘事：巨大災難的陰影
「我們必須掌控自己的人生，有勇氣向戰爭與核武說不，這樣才永遠不會再次成為那樣的受害者。」日本以原子彈、空襲、戰災平民為中心的受害者敘述，日本將戰敗的記憶轉化為「國家災難」的象徵，強調民眾的痛苦、哀悼與地震承受的命運。這種敘述使日本在歷史中「扮演並在道德層面上尋求救援」與被原諒的資格。
3.加害者敘事：墮黑暗的地獄
這是自責式的反省敘事，「十五年戰爭是一場不公不義、不計後果的戰爭。日本政府一開始的目的和手段便名不正言不順——發動戰爭並拒絕及時結束戰爭，均屬於非法且錯誤的行為。」
在此框架下，戰爭被認為是由軍國主義與日本野心所推動的歷史錯誤，是亞洲這種敘事源自戰後知識分子與左翼思潮的道德省思，但在民眾中往往缺乏情感認同，因此始終難以成為主流國族記憶。
這種分裂的記憶在戰後逐漸內化為一種低度自信的民族心理。根據調查日本人的自尊心在53個國家中敬陪末座。(南韓：第 41、台灣：第 46、香港： 第49。東亞國家地區都屬低分群)。
當被問及是否相信政治領導者時，日本民眾的看法普遍消極：只有23%的日本人相信他們的政治領導人，在全世界135個做過此調查的國家中，日本排名第127位。
對應這英雄、加害者、受害者三個敘事類型，作者提出三條解決路徑：
1.民族主義途徑：從戰敗到尊嚴與國家歸屬。代表形象就是安倍晉三與靖國神社。
民族主義者主張擺脫戰敗陰影的方式，不是透過國際和解，而是藉由強化國力、重建民族自信。他們強調共同的國家歸屬感與歷史共同體的信仰，從傳統遺產中汲取社會認同。這一立場的人傾向談論民族自豪與尊嚴，對因戰敗而喪失國際地位感到憤懣。
2.和平主義途徑：拒絕賦予國家戰爭權，以此作為信念。代表團體是日本和平號（Peace Boat）郵輪與日本廣島及長崎原爆生還者組織「日本被團協」（Nihon Hidankyo）。
和平主義者則以反軍國主義為核心信念，將和平視為戰後贖罪的終極目標。他們把戰爭視作人類共同的敵人，不再信任國家能夠和平解決衝突。和平主義成為日本人道主義的象徵，使社會得以擺脫「異常國家」的形象，恢復道德尊嚴。
3.和解主義途徑：以「世界公民」視野，追求與鄰國的良好關係。代表人物是前首相村山富市發表「村山談話」和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
和解主義者主張，日本必須正視加害歷史，與東亞鄰國重建信任。他們認為，承認罪行與修正錯誤，是日本重新獲得國際尊重與道德地位的前提。這一路徑超越黨派界線，強調人權、轉型正義、友誼與多元共存的重要性。
龍應台的和平主義主軸是「1949文化創傷」的其中一個敘事：受害者(失敗者)的悲情(龍應台在1949大江大海裡稱之為「幸運的失敗者」)。在這「幸運的失敗者」上，龍應台與日本論述不同，日本的戰敗文化是將靖國神社英雄化，日本能有今天的經濟成就，就是因為靖國神社英靈的犧牲，所以1945日本雖然戰敗，但卻是「幸運的失敗」。
龍應台的「戰敗」年分並非1945，而是1949。那一年，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潰退來台，形成了島上主導性的歷史心理：戰爭失敗、國家幻滅、政權流亡、集體無力。1949後，蔣介石仍然堅持反攻大陸國策，但終究只能是「孤君無力可回天」。
龍應台的和平主義集中在受害者的文化創傷敘事，缺少「革命戰爭責任」、「英雄」、「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文化創傷敘事。讓人覺得「和平主義」蒼白無力，只祈求「避免戰爭」，不如「反戰主義」的激情。
日本戰後社會把「拒絕戰爭」當作道德安全感的庇護所。日本的再軍事化議題，就困於「和平憲法」第九條，由於戰爭記憶與戰敗文化創傷，所以當日本政府在違背多數民意的情況下，想要重新詮釋和平憲法，讓自衛隊得以參與海外攻擊性軍事行動時，數以千計的日本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這些修憲舉動與安倍晉三政府的政策。
1949後的兩岸則是把「統一」、「台獨」當作道德安全感的庇護所。所以兩岸的和與戰、統獨問題，比起日本單純的二戰歷史問題更為複雜，日本的再軍事化受到「和平憲法」與美軍的保護約束。中國兩岸的再革命戰爭化，則是受困於｢統一憲法｣與｢台獨黨綱｣的制約，加上1949後持續的分裂，導致革命責任、英雄、受害者、加害者四種敘事，在存亡的戰爭威脅下，未能獲得充分的討論。
日本有稱呼那場戰爭為15年戰爭(1931九一八事變-1935日本投降)。龍應台的和平主義歷史論述，遠者要從1895甲午戰爭的失敗談起，近者要從1949革命大潰敗來重新論述敘事。由於甲午戰爭導致孫文發起革命，但孫文領導的革命成功了嗎？孫文的革命是一場魯莽的行動嗎？孫文的革命有必要嗎？更由於1949革命大潰敗，導致中國至今仍處於分裂狀態。
中國在近代百年歷史轉型過程中(封建->帝國->現代國家)，背負著不是對外「戰爭」的歷史問題，而是對內「革命失敗」的歷史問題。在漫長百年革命失敗的歷史過程中，產生了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的爭執，解決這些爭執，要從民族主義、和平主義與和解主義三條解決路徑，從統獨革命責任、英雄、受害者、加害者的「文化創傷」角度敘事思考，才更有可能釐清兩岸迫在眉睫的戰與和的歷史問題。
＊作者為國小退休教師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蘇起的挫折─龍應台的憂慮─賴清德的機遇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