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紫宸觀點：從三十年「西進」經驗看未來「東進」策略

從1990年代開始，台灣產業大規模「西進」中國，至2020年已歷三十年。這段歷程奠定了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也留下深刻教訓。當時背景是中國改革開放、勞動力低廉、土地與政策紅利顯著，加上兩岸經貿互補性強。「西進」在特定時空下看似必然，但卻也為今日台灣產業結構埋下若干隱憂。如今，全球政經格局因美中對抗而重組，供應鏈正在向「東進」移動，但此處所謂東進，指的是美國與墨西哥，而非東南亞。如何吸取過往經驗，將是決定未來十年競爭力的關鍵。

回顧西進動機，內外推力使企業別無選擇。國內工資與地價快速上升，製造業利潤被壓縮，勞動力不足與環保規範加重經營壓力。相對之下，中國積極招商引資，提供土地、稅務與基建優惠，並快速成為「世界工廠」，市場龐大且基礎設施完善。語言文化的相近更降低了跨境溝通成本，讓中國自然成為台商首選。這種「推」與「拉」的力量，使西進在1990至2010年間成為主流潮流。

三十年西進確實帶來顯著成果。台灣企業藉由中國的低成本與規模效應，迅速取得筆記型電腦、手機、網通設備與零組件等全球供應鏈關鍵地位。靠近終端品牌客戶與出口平台，台灣產品得以快速進入歐美市場。部分企業更藉此轉型為跨國公司，從代工走向系統整合。可以說，西進是台灣從「亞洲四小龍」邁向「全球供應鏈關鍵環節」的重要推手。然而，副作用也在累積。過度集中於單一市場，讓台灣產業高度依賴中國經濟與政策；低價代工模式未能有效推升品牌與技術附加價值；人才長駐中國，削弱本地研發沉澱。這些問題在2010年代後期浮現，成為今日台灣產業升級的結構性負擔。

面對新局，美國與墨西哥成為新的戰略據點。美國政府強調供應鏈在地化，透過晶片法案與高額補貼吸引投資，並將安全與科技管制納入制度。對台灣而言，若能以「東進美國」換取關稅減免、長期採購與制度承諾，就能在全球市場中強化護城河。墨西哥則因美墨加協定（USMCA）與地理位置，具備銜接北美市場的優勢，對勞力密集或中階製造而言，是承接部分產能的合理基地。這樣的東進與過去的西進不同，不再是純粹追求低成本，而是基於地緣戰略、安全合作與市場互鎖的考量。

然而，挑戰同樣不可低估。美國的補貼與減稅往往綁定在地化比例與產能規模，若缺乏紅線設計，可能逐步驅動關鍵環節外移。供應鏈轉移的順序往往是由低到高：先是成熟製程，再到設備、材料與設計服務，最後觸及先進製程與研發。若營業秘密與人才長期駐點美國，本土的技術沉澱將被掏空，最終重演日本半導體的教訓。墨西哥雖有成本與地理優勢，但基礎建設、治安與法律環境仍存隱憂，也需要政府配合提供投資保險與制度支援。 （相關報導： 陳厚銘觀點：輝達策略性投資與臺灣半導體的挑戰 ｜ 更多文章 ）

西進的教訓提供了東進三大啟示。首先，避免過度集中，必須在美、墨之間靈活配置，不可被單一政策完全綁住。其次，價值鏈分工必須守住核心。先進製程、研發設計與智慧財產必須牢牢鎖在台灣，中階製造或模組整合才可外移。第三，政府角色必須升級。這不僅是企業投資選擇，而是國家戰略，必須透過台美談判、雙邊投資協定、避免雙重課稅與金融保險制度，為企業提供制度護欄，避免再次陷入「短期利益、長期依賴」的陷阱。

若再將東進與台美半導體合作放在同一脈絡觀察，更能凸顯戰略思維的重要。1990至2010年的西進，外移的是中低階製造，換來的是成本曲線優勢；但2025至2035若未劃清紅線，外移的可能是研發 know-how與人才社群，代價遠比當年沉重。這正是政府必須強化談判與制度設計的理由。若能將先進製程、研發基地與智慧財產鎖定在台灣，並把關稅、補貼、在地化比例納入明確契約，則台美雙中樞格局有望優於過去的西進模式；反之，若僅以補貼與稅務減免為交換，放任產能與人才外移，則後果將比西進更難逆轉。

因此，未來十年的東進，答案不是「去或不去」，而是「以何種條件去」。政府必須展現前瞻視野，建立跨部會決策平台，與產業共同設定不可退讓的紅線，並把保障機制納入協議。分散布局、守住核心、建立制度支撐，是確保東進不重蹈覆轍的三大支柱。這不僅是產業策略，更是國家安全的必然。經濟版圖的擴張與技術中樞的守護，已不再只是企業成敗問題，而是台灣能否維持自主發展、在地緣動盪中站穩腳步的根本課題。西進三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國際布局若缺乏戰略設計，短期利益會轉化為長期依賴；反之，若能將經濟與安全並列思考，東進將不只是產業升級的契機，更是國家存續的戰略基石。 （相關報導： 陳厚銘觀點：輝達策略性投資與臺灣半導體的挑戰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華大學兼任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