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避免卻又無可避免，聽起來很矛盾，卻是這個世界各種關係發展過程的真實寫照。可避免的未必幸福，但最後走到無可避免卻多是悲劇。小至夫妻離婚，大至兩國戰爭，例子俯拾皆是。今天，台灣乃至世界也正面臨不少可避免卻又無可避免的狀況，可謂危機四伏。為什麼可避免最後卻又無可避免，不僅值得我們深究，更是思考吉凶之道的一個起點。
其實，大多數的衝突皆可避免，最後落到無可避免的結果，主要由兩項因素決定：矛盾激化的程度以及節制力量的大小。為方便讀者了解，在此以關係到台灣的三個例子來說明這兩項因素：港版國安法、以及當前的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
首先談雙方矛盾激化的程度。世上很少完全和諧的關係，或多或少都有矛盾；矛盾是衝突的種子，但矛盾不一定產生衝突，主要看矛盾被激化到何種程度而定。矛盾一旦被激化到某一程度，跨過了門檻，利害關係變得愈來愈大，退路愈來愈少，原本可避免的事件，可能就變成無可避免的不歸路。
以港版國安法的制訂來說，一國兩制的設計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它本來就是一個過渡方案，遲早要走到一國一制，矛盾的種子就在這裡。圖一是一國兩制的矛盾程度，橫軸是大陸對一國的認知，從淡化到深化，縱軸是香港對兩制擴大的要求程度。在這四個象限中，第一象限是一方面香港不僅強烈爭取兩制擴大（主要是雙普選的落實），另一方面對一國的認同也同步深化。對香港來說，這應是最理想的狀況；對大陸而言，兩制雖擴大，但一國也同步深化，即使矛盾未消，激化程度也沒有到要制訂國安法的地步。第二象限的矛盾激化程度最強，亦即去年反送中運動所呈現的狀況，不僅一國認同淡化（甚至有港獨的聲音），而且要求兩制擴大的行動強烈。第三象限基本上是2014年雨傘運動以前的情況，一國認同依然淡化，但要求兩制擴大的抗爭基本上時間短，力道弱，也未影響到社會秩序。第四象限是大陸的期望，也是香港民眾最深的憂慮。第四象限代表了大陸與香港最大的心理預期差距，結果香港沒有選擇從第三象限走到第一象限的路，卻從第三象限走到第二象限，把矛盾進一步激化。
從中美關係來看，自70年代至今，矛盾激化程度，變化相當劇烈。美中之間的矛盾，可以從威脅與機會來理解，如圖二所示，縱軸代表美國認為中國對其威脅的大小，橫軸代表美國認為是中國對其是機會的多寡。之所以從美國的觀點來看，主要是因為美國實力較強且是掌握主動權的一方，中美關係從來不是由中國大陸來定義，而是由美國的認知來定義。當習近平想要界定兩國為大國關係時，美國自然感到不快。 （相關報導： 劉性仁觀點：雙城論壇或許是緩和兩岸關係的契機 ｜ 更多文章 ）
圖二的第一象限是威脅大、機會多，此時二者是高度的競合關係，雖然目前尚未發生，但個人認為這很可能是未來主導美國對中新戰略的認知基礎，代表了後川普時代美中新關係的走向。第二象限是威脅大、機會少，這是矛盾激化最深的象限。從歐巴馬第二任開始，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就已明顯轉變，到川普時不僅認為中國大陸是戰略競爭者，更是現狀的修正主義者（意即企圖改變國際秩序的現狀），中國成了對手，甚至是敵手。因此，美國對中發動貿易戰乃至對中國大陸一連串的警告、抵制或懲罰措施，一步步將矛盾激化，未來的衝突似已走上了無可避免的道路。1950及60年代的美中關係也是在此一象限，但威脅程度較現在弱，因為中國大陸的實力在美國眼中還沒有那麼強大。第三象限是威脅小、機會少，實務上此一象限只是邏輯的存在，因為在中美這樣的兩個大國之間，現實上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第四象限則是威脅小但機會多，這是美國1970年代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的認知基礎。所謂威脅小，是指中國大陸實力尚弱，也不像蘇聯對美國具有強大的威脅，而機會則是聯中制蘇的機會，也是利用中國大陸勞動力與市場的機會，更是改變中國大陸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