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遏制了本國的疫情，並向海外提供了大量口罩及其它醫療物資。盡管這樣，中國仍感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指責。德國科隆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教授文浩（Felix Wemheuer）接受德國之聲採訪，談了自己的看法。
德國之聲：中國在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獲得的成功在國際未受到足夠重視嗎？
文浩：對單個國家的成功與否作終極判斷現在還為時過早。可以確定的是，自1月23日武漢實施嚴厲封鎖起，中國政府通過禁止外出、以及大規模投入醫護人員、人民解放軍後勤部隊、黨員，加上採用數據監控等手段，致力於遏止疫情擴大。在對中國的相關報道中，最初很少注意到，中國政府在短時間裡便建起了巨大的檢測能力。作為一個人口超過13億的國家，中國不能實行像德國等一些國家只能減緩社會「被徹底感染」速度的戰略。若疫情爆發之初，中國高層像英國那樣奉行所謂的產生「群體免疫」的戰略，由此會導致的全球後果將無法設想。
德國之聲：對中國的偏見或者狹隘看法是否影響德國應對新冠病毒威脅的態度？
文浩：二月份時，很多德國政治家以及新聞記者仍表現出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根本就未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可以從韓國這樣的亞洲民主制國家學點什麼。最初，人們對中國實施的大規模隔離、禁足令和戴口罩義務的「中世紀措施」表示震驚。後來三月九日，意大利在歐洲第一個實行全國禁行令。現在，德國各州也跟進實施口罩義務。最終，中國的措施在西方被部分照搬。
德國之聲：不過，也有些措施西方難以被接受。
文浩：是的，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只實施了外出限制，違反者有可能被罰款。在中國城市，大多數小區有圍牆，居民委員會和黨員代表在大門口執勤，檢查出入許可證。一個家庭通常只有一人被允許外出購物。對很多人來說，這是非常嚴厲的外出限制。
在逐步放寬限制後，政府加強使用了應用軟體等數據監控技術，以便跟蹤感染鏈、落實隔離措施。在德國，人們迄今憚於使用數據監控應用軟體。
德國之聲：包括國內批評者在內，中國當局在新冠病毒爆發後的最初反應被認為是一黨專制國家的典型作法。
文浩：很明顯，一月頭兩個星期，尤其是武漢地方政府在壓制警示聲音方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過，面對全球性瘟疫，將威權主義制度和民主制度作程式化對照，難以解釋這一現象：何以各國受到瘟疫打擊的程度大不一樣。比如，最近西方媒體對越南頗有贊詞，稱該國自一月中旬起便做出迅速、堅決的反應、加強對公眾的宣傳。可是越南的政治制度和中國一樣，都是一黨執政。一如美國和蒂洛爾的滑雪產業等例子所顯示的那樣，資訊自由本身並非迅速實施抗疫措施的保障，對盈利的追求也可能成為掩蓋真相的原因。 （相關報導： 「讓台灣的聲音被聽到」！美國國務院力挺台灣加入世衛、聯合國 中國代表團暴跳如雷 ｜ 更多文章 ）
德國之聲：為抗擊疫情，西方公民的自由權利也受到限制，對此大多數民眾是同意的。不過，這與中國人對社會監控機制和新聞封鎖的坦然接受不同。西方對中國人的漠然態度感到驚訝。您覺得這兩種現象之間有某種可比性嗎？
文浩：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必須理解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自然災難和瘟疫乃是統治者失「天命」的跡象。它意味著，只有能減輕災難對民眾造成後果的統治者方有合法性。中國共產黨1949年掌握政權之後也將滅除瘟疫作為一大中心目標。目前的瘟疫顯示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期待很高，但為抗疫做出個人犧牲的意願也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