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航空難到澎湖空難的災難報導，聲名已如殘花敗柳的台灣媒體，再度成為眾矢之的，然而，這一次的爭議，不過是又多了一個媒體崩壞的鐵證呢?或者是，重大災難事件終於碰觸到媒體的靈魂深處。
Kevin Carter的作品《饑餓的蘇丹》已是新聞攝影史上的經典，畫面上，一個奄奄一息的小女孩，在貧瘠的土地上無力的向一公里外的食品發放中心爬行，一隻禿鷹落在小女孩身後，虎視眈眈。為了捕捉這個畫面，Carter等了20分鐘。在畫面之外，依照Carter的說法，他趕走禿鷹，並協助小女孩到食品發放中心。
Kevin Carter的普立玆得獎作品《饑餓的蘇丹》。(取自維基百科)
這張照片讓Carter拿到普立茲獎，但謗亦隨之，即使是新聞同行都質疑，為何不優先搶救瀕臨死亡邊緣的小女孩，而Carter再怎麼辯解事後協助，其實是無意義的，因為，他依職業本能，拿起相機「客觀」的選取角度、拍攝的那一剎那，就已犯了「冷血」之罪。在批評者的眼中，Carter無疑才是真正的禿鷹。
Carter在領取普立玆獎後兩個月自殺身亡，當然有其個人生命的困境，但是，作為一名新聞攝影工作者，他所面臨的道德困境，也許更是一個難以承受的重負。
「旁觀他人之痛苦」是記者的宿命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提出的《旁觀他人之痛苦》，確實點出了一個詭異的現代處境，拜科技及媒體所賜，我們這些不論有關沒關，易感或冷酷、忙碌或有閒的世人們，都被迫要觀賞或忍受他人的苦難。
然而，媒體鋪天蓋地而來的苦難影像，難道不會號召出人道行動嗎?桑塔格是悲觀的，「有這麼多偷窺的快感，還有那份心照不宣的滿足----這與我無關，不是我生病，不是我面對死亡，不是我身陷烽火」
即使影像挑起我們的悲憫之情，桑塔格也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甚至是濫情，因為「我們感到憐憫，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釀造災痛者的幫兇。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以及我們夗如真切的無能為力感。」
在桑塔格的嚴格標準下，唯一有資格目睹恐怖照片的，是那些有能力舒緩痛苦的人，像是拍照所在地的醫師，或是紅十字會等救援工作者；桑塔格擔憂的是，我們這些漫不經心的旁觀者，注視那些受害者的慘痛照片時，其實我們也將他們「定格」了，他們被剝奪了「完整的人」的身分，永遠淪為無名的受害者。
而不足為外人道的是，這些肢體殘缺、或是受淩虐的照片，竟有著淫邪猥褻的色情趣味，有些媒體總是凸顯這些慘酷的照片，不正是著眼於這樣的殘忍趣味，究竟是媒體迎合讀者的窺淫狂?還是讀者被媒體逼得毫無選擇?在台灣已成為一個蛋生雞、雞生蛋的問題。
其實，觀看這些殘缺的災難照片，那種不當窺視的感受，某種程度已成為民眾的道德直覺，不然，當報紙將明顯可見的遺體放在頭版時，不會引來那麼多抗議；上周，有兩家報紙將馬航空難災難現場遺體橫陳的畫面放在頭版，我的視線刻意避開那個區塊，這不是逃避現實，我自認是對死者起碼的尊重。
然而，直視痛苦是記者的天職，即使桑塔格都必須承認，再不忍卒賭，我們必須直視如越戰、波士尼亞等等殘暴不仁的戰爭照片，在敘利亞等戰地採訪陣亡的記者是英雄，因為他們傳回地獄的實況，催促著大家的良心，必須採取行動。
當然，作為洩露天機的地獄使者，卻是不容易的，戰地記者不但是高危險的行業，他們也留下了心靈創傷，Carter遺書中留下這樣的話語，「那些殺戮、屍體、憤怒與痛苦----那些受傷、即將餓死的孩童----成為鮮明的記憶，不斷的折磨著我。」
台灣媒體的英雄事蹟不多，在幾個重大災難事件中，從八八風災到澎湖空難，我們通常是喧鬧膚淺，而且經常犯規，但即使如此，當日本311大地震的節制報導一度成為各界教訓台灣媒體的典範時，事後的證據卻顯示，日本媒體的節制換來的卻是政府的漠視，那一種模式好?目前未有定論。
然而，這還是無法成為媒體的藉口，就如攝影大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所說，「拍照，其實是某種程度的侵犯，如果缺乏必要的敏感性，終將淪為野蠻的行徑。」
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媒體，不論文字或攝影，如果我們心中缺乏人道關懷，那麼，媒體這一行不過就是窺淫狂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