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那時大伯知道有「自新」機會去山裡把曾群芳找出來，那時的曾群芳「被發現的時候頭髮跟鬍子長到肚子跟膝蓋，跟野人一樣」；曾群芳也曾在逃亡過程中染上瘧疾，在當時是死亡率極高的，但他也感念一位暱稱「雞屎」的乞討者，雞屎討了餿水、煮熱以後給曾群芳灌食，補充營養撿回一命──逃亡加上重病，就算是餿水，他也只能吃。
曾群芳的逃亡過程也是有「貴人」，例如沿途他就選擇住在大學同學任職警察的警局裡，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台灣人會庇護台灣人，甚至他也好幾度在路上跟警察擦肩而過，對方卻都放他走。只是一路撐到寫自白書「自新」以後，曾群芳也必須面臨無時無刻的警察「查戶口」，直到結婚生子後還是那地區最常被查戶口的一位，像他這樣的「二二八叛亂份子」所受監控，直到李登輝執政、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以後才解除。
「我爸很多同學沒有機會活下來，他們不會有第二代」身為「倖存者」二代 他盼持續為受難者發聲
曾建元自認是幸運的一代，相較於其他二二八革命青年被捕、被殺、後代活於恐懼中，父親保護一家人保護得極好，小時候警察來查戶口時曾建元甚至以為警察是「人民褓拇」來保護大家的，甚至某次媽媽因為警察出沒頻繁被鄰居閒言閒語、氣得當場大罵「奧警察」時，曾建元與妹妹還「挺身而出」保護警察：「警察是人民褓姆，妳怎麼可以罵警察？」而媽媽回：「你們不懂事！」
只是不知道曾群芳可曾料想過，自己兒子上了高中、大學以後竟也變成「革命青年」了──從小熱愛讀書的曾建元升上板橋中學第一天就加入「三民主義」社，之後又入板中青年校刊社，在製作選舉專題那時才知道雷震《自由中國》案，之後曾建元開始猛烈批判政府、大力抨擊政府不符合三民主義的行為；這嚴重踩到當時校內「安全維護秘書」的底線，一群校刊社成員在換校長以後被掃地出門，曾建元與同學們不服氣再組地下校刊社對抗，卻踩到更大的地雷「非法出版」，被指控文章有「反儒思想」、「黑色思想」，險些被學校開除。
那時身為爸爸的曾群芳並沒有出面，是媽媽到學校替兒子求情、說兒子在家很乖都在看書，安全人員問曾媽媽：知道兒子讀什麼書嗎？「讀課本啊。」「沒有喔，他讀『魯迅』。」媽媽困惑問「魯迅是誰」，曾建元說，自己當時還很得意在旁補充：「魯迅是禁書。」
隨後曾建元又投入野百合學運、1990年也加入「反軍人干政大遊行」抗議李登輝提名郝柏村當行政院長，那時學校有監控異議人士的「春風專案」，曾建元接獲一位同學的電話得知自己正被法律系的學姐、辯論隊的學長「偵防」，氣得掀開這事，也弄到差點被退學──大學要被退學了，爸爸還是沒出面解決，直到考上研究所那天，曾建元才突然明白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