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林正堂回到北京飯店時已經超過十一點了。要不是黃順興的司機小賴下車去和負責門禁的人解釋，並且還亮出了什麼證件給他們看了一下，還真的差一點就進不了飯店了。北京實在冷，小賴說是零下七度。林正堂進了房間就立刻把暖氣機開了。但是，等他洗臉刷牙後躲進棉被裡，房間還是冷的。他下床，把暖氣機檢視了一下，用手觸摸了一下暖氣機的欄柵，也是冷的。他戴上眼鏡，把暖氣機的英文說明書又讀了一遍，也又操作了一遍。等了一會兒，暖氣還是沒出來！他忍不住生氣地把暖氣機用力踢了一下，咒了一聲「他媽—的！」看了一下手錶，已經午夜十二點半了。想打電話去問櫃台，又怕吵了人家，就有點負氣地鑽進被窩裡，用棉被把頭蒙住了。但兩邊的太陽穴又「突突突」地跳，腦海裡也不斷映現出黃順興邊喝酒邊比手畫腳地講著話的影像。
「我不是為了做官才來大陸的，都這把年紀了，還有多少年好活呢？什麼名啦利啦，對我都沒有吸引力了。我只希望趁現在還有一些精神力氣，把我的知識經驗貢獻給祖國，希望能替廣大的同胞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來大陸這兩年多，我已經走遍二十四個省分了，只剩四個省還沒去。我每到一個地方，一定要看當地的農業、環境保護和公害的問題，我一定把考察的結果寫成文章給相關單位，也在媒體上發表。……」黃順興有些自豪地把他發表的文章剪貼和照片，逐頁翻給林正堂看。「這些文章，最近就要在北京出版了。」他說。
「現在，中國共產黨為了中國統一，處處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和台灣人民示好，這是他們目前的政策。所以，我要趁這個機會大聲放炮，……那些共產黨的官員已經過慣了太平日子，不客氣地說，一半以上都腐敗了啦，你不大聲批評他，他還真以為天下太平了。……整個大陸，不同的聲音沒有公開的管道可以表達，領導人說什麼就是什麼，這不是太危險了嗎？人又不是神，再偉大也會犯錯啊！……」林正堂腦海裡浮現黃順興講話時，滿臉激動和焦慮的神情，漲紅了臉，雙手在空中比劃著，「面對舉世聞名的桂林山水，我就親眼看到化學工廠的廢水，毫無顧忌地向江裡傾倒；站在長江的堤岸，看到重慶造紙廠將滔滔毒液投入長江，連綿百里。長江沿岸的居民說，整條江、整片土地被嚴重汙染、毒化，已經會致人於死了。這些，我怎麼忍心視而不見？怎能裝聾作啞？……還有更嚴重的哩，」黃順興又猛喝了一杯酒，痛心疾首地說，「在長春、鄭州、西安、泉州等城市的化工廠汙水，還被人引入農田灌溉系統當肥水用，無數的農林企業將高含毒素的電鍍與製革的廢水也引入農田。想想看，這將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不要以為中國人口十億五千萬，死一些沒關係。……這些事情，伊娘哩！沒人知道嗎？沒人看到嗎？為什麼不能制止？為什麼不能改？」 （相關報導： 黃煌雄專文：悲愴的「瘟神」─黨外群像 ｜ 更多文章 ）
這位已經六十五歲來自台灣的民主運動與環保運動的先驅，一談起這些事，立刻顯得鬥志昂揚，臉上也顯現了一抹亮光。「剛來到這裡時，我確實失望過。心想，這個號稱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經過三十幾年快四十年的建設，怎麼還是這樣落後？」他說，「但是，經過這兩年多來的廣泛接觸，我發現在中國大陸的每個角落，都有許多和我抱持相同理想的人，在這片物資條件極為落後的土地上，為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在默默地努力奮鬥，貢獻他們的心血、智慧和生命，就像我們在台灣所作的努力一樣……」
他還特別提到兩岸關係，「台灣和大陸本來就是一家啊，有什麼深仇大恨不可解的呢？連國共兩黨的世仇都漸漸在解凍了，我們身為台灣人和大陸同胞有什麼仇恨呢？如果說是因為大陸比較窮，比較不民主，那也不會永遠這樣，只要再給他十年、二十年的安定，大陸也會變的，也會富起來的。……現在，由鄧小平領導的這個執政團隊很出色，趙紫陽、胡啟立、閻明復……，都很優秀，都很務實苦幹。喔，對了，台灣現在由李登輝接掌總統大位了，我是在這裡看到台灣報紙寫的，好像有點奇怪，還不太確定是不是？國民黨內部好像還擺不平是不是？……李登輝我認識，那時他在美援的農復會。我在台東推廣農業，後來做縣議員、做縣長都和他常有來往。這個人思想很進步，很敢批評國民黨。最近在北京聽到一些老台共講起他年輕的歷史，才證實他早年也參加過共產黨，……真厲害啊！有這種背景的人竟然還會被那個大特務頭子蔣經國選為副手，有時想想，連編故事都不可能這樣。……今後，台灣會怎麼走下去？會和中國大陸變成怎樣的關係？這些，……你們想過嗎？討論過嗎？……」
他也不知自己是幾點睡著的，醒來時，頭還覺得重重的。翻了個身，望了望手錶，才早上六點鐘。但街上好像已有一些微光透進屋裡了。他掀開窗簾一小角，隔著霧霧的玻璃，從飯店樓下大馬路延伸到天安門廣場，都鋪滿了厚厚的積雪。
他放下窗簾，又躺入被窩裡，很想再睡一會兒，但屋裡不夠暖。一整晚大概就因為這樣才沒睡好的吧？他把棉被拉到頭頂，把整個頭蒙住了。但，過了不久，他又把頭上的棉被掀開了，望了一眼手錶，「幹！才七點！」他從床上坐起，拿起床頭的電話撥到飯店櫃台。
「喂，我房間的暖氣一夜都不能動，怎麼回事啊？請你們派個人來看看，……請送一壺熱水瓶來，謝謝！」
大約十分鐘，服務人員敲門進屋了。是一個高高瘦瘦的年輕人。
「噯喲，昨晚暖氣沒開，怎麼睡啊？這這這，……」
「昨夜我回來晚了，不好意思打擾你們，」林正堂穿了夾克走到暖氣機旁邊說，「這暖氣怎麼開呢？我搞半天，暖氣就是不來，……是機器壞了嗎？」
那人把熱水瓶放在茶几上，走到暖氣機前，指著上面，「開關在這裡，按下去就好。」他說。又指著旁邊一個圓形的刻著數字的轉盤，「這是調整溫度的。」
「是啊，我照這上面的英文說明，就是這樣弄，但是暖氣就是不來呀。」
「是嗎？」那人伸手在暖器上像柵欄似的裝置上摸了摸，「咦！是不熱，……肯定是機器壞了，我馬上給你換一個。」他說。
過一會兒，那服務生推著一台暖氣機進來了，插上電源，按了開關，又調整了溫度。
「這個，好的！」他說，「你摸摸看，開始熱了。」
林正堂靠近暖氣機，果然感覺到一股微微的熱氣，「謝謝你啦！」他微微笑著，從口袋裡掏出一張五元的人民幣遞給那服務員。
「別，別，……」他推辭了一下，臉一下子漲紅了。
「是我謝你的，別客氣！」林正堂說，「我還要在這裡住幾天，請多關照！」 （相關報導： 黃煌雄專文：悲愴的「瘟神」─黨外群像 ｜ 更多文章 ）
「是是是！應該的！應該的！」他紅著臉，收了錢，向林正堂微微鞠了一躬，「往後有事打櫃台找我，我姓邱，大家叫我小邱，這一層樓的客人都歸我服務，你甭客氣！」
屋裡漸漸暖和起來了，林正堂脫了外套，又躺到被窩裡，不知不覺就睡著了。直到電話鈴響了，他才驚動了一下，匆匆忙忙抓起床櫃的電話，「喂，哪一位？」
「阿堂，我是海濤，你還在睡啊？」
「醒了，醒了！」他說，「昨晚沒睡好。」
「我在樓下櫃台打的電話，現在就到你房間了。」
「好！我房間沒上鎖，你就自己進來吧。」
林正堂掛了電話，立刻衝進衛生間。不一會兒，就聽見徐海濤的聲音在房間響起。「你在哪？」
「來了！」林正堂把臉擦乾，走出衛生間。徐海濤還是昨天那身打扮，藍色的棉襖、黑色長褲，戴著那副黑邊圓形的徐志摩式的眼鏡。
「怎麼？昨晚在黃老那裡搞很晚嗎？」
「回來差點進不來，」林正堂笑著說，「北京這麼大的飯店也搞門禁？」
「最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都在北京開議，一年一次，全國各地的大官全到齊了，當然要維護公安。所以，我晚上通常是不出門的。」徐海濤說。
「你是何時來北京的？平時都沒聽說。我要來北京前兩天在志威家和蔡大頭們喝酒，才聽說你在北大教書了，真厲害啊你！」
「蔣經國去年宣布外省人可以返鄉探親，我在美國，也藉這個名義，就回來了。」他笑笑地說。
「就這麼簡單？我才不信，」林正堂發現他語帶保留，便捶了他一下，但也立刻轉了話題說，
「怎麼？混得還不錯吧？我聽說。」
「在北大哲學系教老莊，我的老本行。」徐海濤說，「總比在台灣好。台灣不准我教書，讓我去國關中心掛個研究員，但美麗島以後，國關中心也不給聘書了，我只好去美國。在柏克萊大學拿到兩次三年期的研究員聘書。前年八月，聘約滿了，我就搭上外省人探親潮回來了，也才一年多，還不很習慣，……」
「聽說北京住房很緊張，你自己租房？……」
「北大對我很優待，有給我宿舍，兩房一廳一衛浴。」徐海濤笑笑地說，「和黃順興比起來，有差一點。但順興仙在台灣幹過縣長和立法委員，所以這裡給他正部級的待遇，就是比照這裡的部長。我是北大教授，能這樣已經很好了，很幸運了！多少老北大，呵呵！能兩房一廳一衛浴的也不多。……北京住房確實緊張，有些家庭，四五口人，擠在一個房裡，你去看看，簡直不能想像。……」
「怎麼可能？沒廚房衛浴？」
「那都是公共的啦，公共廚房、公共洗澡間、公共……，反正，……」徐海濤好像突然想起什麼好笑的事，先自己笑了一下，立刻又表情嚴肅地說，「我認識一對朋友，夫妻都是北大講師，結婚三年了，還分配不到宿舍，夫妻倆分別住在相隔兩三百公尺遠的北大男女教職員的集體宿舍，兩人要見面，就請室友配合，暫時幾個小時別回來，好讓他們兩口子能聚一聚。……哈！你看看，這在台灣可能嗎？簡直匪夷所思！」 （相關報導： 黃煌雄專文：悲愴的「瘟神」─黨外群像 ｜ 更多文章 ）
「這樣說，還是你有辦法。」林正堂笑著說，「要是我啊，想在北大謀個教職，我看，連門都沒有。而你呢，這一路走來，雖然風波不斷，但好像都有神在保佑你。台大哲學系事件，別人被台大解聘了就得自謀生路，但你老兄就能獲得國關中心的聘書；美麗島事件，你不但沒被抓，還能到美國柏克萊當六年研究員；現在回中國大陸，立刻又有北大聘你當教授，……你實在太厲害了。」
「其實，我還是最喜歡在台灣。但是，台灣活不下去了嘛，只好這裡跑那裡跑，你以為好玩啊？」徐海濤說，「我要是能在台灣安安穩穩，就不會老遠跑來這種冰天雪地、天寒地凍的地方了。」
「但是你在台灣會甘心過安穩的生活嗎？國民黨叫你投靠，就讓你過安穩的生活。但是，你不肯呀，不是嗎？所以，人生走到這裡，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沒什麼好怨的。」林正堂笑著大聲說，「你這個大統派，回到祖國的心情一定是歡欣鼓舞的；怎麼還牢騷一堆呢？還說什麼最喜歡在台灣，故作違心之言吧？……」
「好好好，我的事情改天有時間再聊，」海濤伸手作了一個制止林正堂繼續說下去的手勢說，「我今天是有重要的事找你的。」
「什麼重要的事？」
「等一下我帶你去參加一個聚會，都是北京文化界的精英，……」徐海濤笑著，有幾分得意地說，「這幾個人，平時不太露面，但這次為了劉再復先生，他們都聚在一起了，很精采的！……」
「是嗎？」林正堂好奇地問，「劉再復是誰？」
「他是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所長，文學理論家，也是詩人。是文革結束後，這十年來在北京文化界竄起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最近，他在社科院內部的會議上公開替劉賓雁辯護，當場被黨的上級指導怒斥，說他沒有資格擔任所長！他因此就憤而辭職了。」徐海濤講到這，突然就有點興奮起來了，像以前在台灣講述類似的事情時那樣，邊講邊雙手比劃著手勢，兩朵眼睛發出亮光，聲音也自然地高亢了起來，「哇塞！真是帶種！我就佩服這種人，有骨氣！……」
「我聽說，在這裡，如果被黨點了名，不是就很難生存了嗎？」林正堂說，「黨控制一切，不是嗎？他辭職，能在別的地方找到工作嗎？……」
「那倒沒有你想的那麼嚴重，因為他又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只是對待劉賓雁看法和黨不一樣而已。你講的是文革時代的作風，現在已經不會再那樣幹了。」徐海濤笑笑地說，「現在對意見不同的人，或是在工作上犯錯誤的人，都已經較寬容了，……」
「那麼，這個聚會劉賓雁也會去嗎？」
「聽說會。但是，主辦這場聚會的人很保密，怕消息走漏了會有麻煩。」徐海濤說，「劉賓雁是最近才第二度被開除黨籍的人，正在風頭上。另外的那個劉，也才公開違抗了黨的上級領導，而且還被《光明日報》大幅報導了出來，所以，……這次聚會很祕密，是小型的，對外面都說是小型音樂會，主辦人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學者，是劉再復那個文學研究所的副研究員，他說他認識你。……」
「認識我？他叫什麼名字？」
「蘇偉，搞英美文學的。」徐海濤說，「你八六年在美國訪問時去過他學校，他說他聽過你演講，還當場跟你交換過意見。」
「蘇偉，……啊！我想起來了。」林正堂拍了一下手，笑著說，「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
「對，聽說他是耶魯大學的比較文學博士。」 （相關報導： 黃煌雄專文：悲愴的「瘟神」─黨外群像 ｜ 更多文章 ）
林正堂點點頭，想起了那個蘇偉，戴著一副黑色寬邊眼鏡，一頭烏黑茂密的頭髮，鼻子很挺，鼻頭有點圓，嘴脣豐實飽滿，一對大耳朵。聽他講話就覺得他是個才華橫逸而又熱情奔放的人。「他說，文革時，他讀中學曾下鄉十年，在深山裡耕讀才開始學習寫作。在聽演講的學生當中，他好像是唯一的大陸留學生。所以，我對他印象很深。會後，他還一起去台灣留學生家裡喝茶聊天。」
「蘇偉還找了北京《光明日報》的頭牌記者戴晴來幫忙這件事。這個戴大小姐值得你認識，是個熱心正直的人，在這個北京城裡，人脈特廣，在共產黨內又說得上話，我在北京這一年多，都靠她熱心幫助……」
於是，林正堂坐上徐海濤向朋友借來的汽車，駛向北京雙榆樹的「青年公寓」蘇偉的住處。
「北京住房嚴重不足，而蘇偉在北京單身一人卻擁有完整的一個單元：一房一廳一廁，那真是得天獨厚！要不是有個留美的博士頭銜是不可能的。」徐海濤說。
「我也聽說北京的交通很不方便，公車班次很少，只能騎單車。只有大官才有轎車有司機，」林正堂笑笑說，「那你是怎麼搞到這車子開的？還有司機？……」
「哈！坦白說，我就是運氣好，這也跟我是從美國回來的有點關係，」徐海濤搓了搓雙手，在嘴上哈哈氣，笑著說，「我在北大開的老子哲學竟然很熱門，有點出乎我意料。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有些學生，這幾年家裡變得很有錢了，就想往美國跑。所以，我這個美國回來的教授也跟著熱門了。他們想，經由我這條線，去美國也許可以有一些方便。……」
「你說有些學生家裡變得很有錢，他們家是做什麼的？地主、生意人和有錢人不是都被清算鬥爭了嗎？」
「你講的是中共建國後的第一個三十年，包括文革時的中國，大地主、生意人、有錢人確實幾乎都被鬥爭清算了，變成大家都平等了，也都一樣窮了，吃的、穿的，大家都一樣。但是，鄧小平重新上台後說，這樣不行！我們要平等，也要富有！讓人民過富足的生活，這是政府的責任！所以，他開放個體戶，讓人民可以做生意。以前，個人不能做生意，生意都是國營的，但是國營企業搞不好，反正薪水都一樣，認真不認真沒差別，因此服務不好，效率也不好。台灣也有國營企業，也都不如民營的賺錢，因為服務品質和工作效率都不好。中國大陸過去連開一家牛肉麵店都是國營的，私人不准做生意。到鄧小平重新上台以後才改變，開放個體戶，讓私人可以做生意。現在，這些個體戶都發財了。現在你坐的這部車就是我向學生的哥哥借的。他們家原來是黑五類，在社會上是被歧視的，政府是不照顧的，不給工作不給飯吃，讓他們自生自滅，遇到政治運動還要被拉出去鬥爭。這種人在政府開放個體戶以後，就搶先去幹個體戶了，別人都有政府照顧，保證工作保證吃，他們黑五類什麼都沒有，就義無反顧，就奮勇爭先搶做個體戶了，賣雞賣肉賣鴨賣麵，甚至賣書，樣樣都來，只要能掙到錢。……你怎麼想都不會想到，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糧食還是用配給的，想多吃一點、想吃好一點，過去是辦不到的，也不允許的。現在開放個體戶，想吃多吃好的，就向個體戶買了。所以，個體戶幾乎個個都賺大錢了，……」
「原來如此！」林正堂像在聽故事那樣，聽得津津有味，頻頻點頭。…… （相關報導： 黃煌雄專文：悲愴的「瘟神」─黨外群像 ｜ 更多文章 ）
到達青年公寓，下了車，徐海濤立刻迎向站在門口的一位女士，跟她熱切地握手，抱歉地說：「路上有點塞車，不好意思，遲到了！」然後側身指著林正堂，「這位就是台灣來的林正堂。」那人立刻伸手和林正堂握了握，「這位是北京《光明日報》的戴晴，今天的聚會都是她安排的，……」
「好啦，我們先進去吧，其他的，以後還有時間說。」戴晴笑著，蓄著短髮，臉圓圓的，笑起來像一朵燦開的圓菊花。「裡面已經開始了。」她說。
蘇偉住家的客廳不大，擺了一套沙發：一只三人座、兩只單人座，中間一個茶几。客廳靠牆的地方還擺了一架鋼琴，就把整個客廳差不多塞滿了。客廳沙發上已坐滿人，沙發扶手也都坐了人。林正堂和徐海濤一進去，就聽到鋼琴錚錚錝錝地響著，好像是蕭邦的什麼曲子。
「好啦，我們暫停一下吧，」那個戴了黑色寬邊眼鏡、一頭烏黑茂密的頭髮的蘇偉站在鋼琴邊，笑吟吟地望著林正堂說，「我們先來歡迎這位來自台灣的好朋友林正堂先生。」一屋的人立刻都站了起來，鼓掌。
「哎呀，賓雁大哥、劉所長，你們都坐著吧，站起來幹什麼呢？」徐海濤擺動著雙手，請大家坐下。戴晴趨前站到林正堂身邊，指著站在長沙發左邊的一位高大魁梧的人說：「這位是劉賓雁大哥，他最近跟黨的關係有點敏感，但是北京文化界大家都尊敬他。」
劉賓雁長就一身高頭大馬，和一張很威武的臉，頭髮茂盛蓬鬆、廣額濃眉、眼睛深邃有神、鷹?鼻，已六十了吧，還很挺拔英俊，是東北英武的男子漢。
「我們民間雜誌社在台灣出版了幾本劉先生的大作，我都拜讀過，我向台灣的朋友介紹劉先生，都說他是現代的魏徵。」
「哈哈！大家果然都是英雄所見，北京文化界很多人也這樣認為。」戴晴笑著說，然後，再介紹旁邊一位，「這是劉再復先生，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最近跟黨的關係也有點敏感，……」
劉再復站在劉賓雁旁邊就顯得有點矮壯了，有點方型的臉，顯出南方人那種溫厚篤實的個性。
「今天，我們邀請大家來欣賞，由劉再復先生朗誦他最近發表在香港《八方》雜誌上的一首長詩《尋找的心曲》，也請兩位年輕朋友朗誦劉賓雁先生最近也發表在《八方》雜誌上的一篇散文，〈但願我生命的衰竭不要來得太快〉，在場的幾位，像戴晴、李佗、石鐵生、黃子平都是當今北京文學界和文化界最具代表性和批判性的人物。」蘇偉朗朗地說：「就我所知，林正堂先生在台灣文學界也是最具代表性和批判性的作家之一，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被國民黨的御用文人和學者圍剿得很厲害……今天這樣的交流，可以說是四十年來兩岸第一次，是很有意義的，現在我們朗誦會就重新開始吧。」 （相關報導： 黃煌雄專文：悲愴的「瘟神」─黨外群像 ｜ 更多文章 ）
屋裡的燈光忽然暗了，鋼琴架上亮起一盞微紅色的檯燈，把周遭映照得有點昏沉暗鬱，琴聲又輕柔地響起了，錚錚錝錝地，如行雲流水。劉再復先生站到鋼琴的燈座邊，朗聲誦讀〈尋找的心曲〉：
如果上帝在他的右手握有一切真理，在左手握著那簡單的尋找真理的衝動，然後對我說，「選擇吧！」
那麼，即使必須永遠留在錯誤中，我也將謙卑地跪在他的左手之前說：「父親，請給我這一手吧！因為純粹的思想是屬於你一個人的。」
接著是由兩個年輕人，一男一女朗誦劉賓雁的〈但願我生命的衰竭不要來得太快〉。
女：是什麼東西，緊緊跟隨著我像上帝的魔咒一樣？一九五八年春，當我服服貼貼戴著右派帽子被開除黨籍，到山西省太行山的一個村莊開始勞動改造時，有一件事給了我心靈以極大的衝擊。那就是《北京日報》上發表的一篇社論，題目是「共產黨員應該是黨的馴服的工具」。按照當時大陸的風習，對於共產黨員的要求，也便是對於人民的要求。因而，一個已經不是黨員的我，便設想起作為一個「馴服的工具」，今後的生活將會是什麼樣子？
這麼一想，我就不寒而慄了。……
男：這意味著，放棄用自己一雙眼睛看世界，放棄用自己的頭腦去判斷各種現象，和放棄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人云亦云，唯唯諾諾。……
在微紅的燈光下，林正堂逐一擬視著在場的每一張臉孔。有的微揚著頭，有的微閉著眼睛，顯得專注而沉溺，那種氛圍立刻使他不能抗拒地感動了。……
離開蘇偉的住處時，林正堂在車上問徐海濤，「你在中國大陸也一年多了，你覺得中國未來有希望嗎？」
汽車往北京飯店的方向開去，天空的飄雪雖然已經停了，但是天氣還是很冰冷。路上行人很多，都穿得厚實臃腫，但是走在路上都還挺俐落的。已經過了中午了，大家都匆匆忙忙的，都像在趕路。
「你覺得呢？」
「我到北京才第二天，怎麼說得準？不過，我很喜歡今天的聚會。」林正堂說，「那些人讓我覺得，這個國家有文化的厚度，那些人也都有生命的厚度。而這種感覺，我在台灣卻很少感覺到。」
「我在北京這一年，經常有機會認識這一類的人，老的不僅經歷過文革，還有經歷過一連串的反右整風運動，吃的苦、受的罪、遭遇的屈辱，你有機會聽他們講講，簡直匪夷所思！再看看他們現在怎麼活著，怎麼看未來。……我覺得，只要這些人的精神不死，中國就會有希望！」
「是啊！我完全同意你這個看法，」林正堂興奮地說，「就像我剛剛在現場講的話，那樣的場景，讓我很自然地想起，我在中國歷史上讀過的屈原和魏徵，也讓我想起中國知識分子憂國傷時的傳統精神和價值。中國大陸雖然經過十年文革浩劫，但我覺得中國文化精神的根並沒有斷絕。今天，我看到中國大陸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竟自自然然地繼承了中國最寶貴的文化精神和傳統價值。這讓我好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絲光明，中國是有希望的！」
「中國幅員太廣，人口太多，文革十年傷害太深，必須讓人民休養生息了，也應該讓人民有些生活上的自由。這一路來，鄧小平提拔了胡耀邦和趙紫陽，提了一些改革開放的政策，例如開放個體戶，要先讓少數人富起來，再帶動全國人民。開放沿海省分對外通商，先讓少數省分富起來，再帶動全國。這都是好的政策，因此，社會的活力和元氣都上揚了，知識分子也對未來充滿希望。現在，言論自由的程度，甚至比台灣更開放了。……但是，去年我剛到北京不久，聽說胡耀邦被檢討了，並且也下台了，他是黨的總書記，很得民心，為什麼下台呢？共產黨也沒講清楚。社會因此變得有點緊張了。……中國的問題就是沒有法治，這事很嚴重，社會上大大小小的事，都聽鄧小平和少數幾個共產黨元老們的話就定了，但是，……」
「那種厚度是怎麼來的呢？是悠久的歷史與文化所涵養累積的嗎？只要這種文化的和生命的厚度不消失，不消滅，這個國家就會有希望，……」林正堂說。
「我們說的不到一塊去了嗎？各說各話？」
「不，我們說的是一件事，只是我剛剛想到了台灣。」林正堂說，「台灣怎麼就沒讓我感覺到那種文化的和生命的厚度呢？當年鄉土文學論戰，我們多孤單呀！……」
從早晨一直飄著的雪雖然已經停了，但路上還鋪著厚厚一層積雪，汽車在雪地上輾出一條條明顯的胎痕，人們在雪地上匆匆地行走。路邊的樹梢幾乎都光禿了，掛著的一點雪花也在強勁的冷風中颼颼地抖顫。
「對了，你什麼時候回台灣？」 （相關報導： 黃煌雄專文：悲愴的「瘟神」─黨外群像 ｜ 更多文章 ）
「還不一定。我想多瞭解一下中國大陸的實際狀況，可能還會代表我岳父去他們廣東老家看看。所以，大概會在這裡再住幾天吧。」
「那你住北京飯店太貴了。」徐海濤說，「你們這個團的接待是全國台聯負責的嗎？」
「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
「我去幫你瞭解一下，」海濤說，「你如果想多瞭解大陸的實際情況，住在北京飯店絕對是緣木求魚，不可能的！那是國際觀光客和外地來的大官們住的地方。你最好能找個民間的房子住，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但這也不容易，因為每家的食物都還是配給的，沒糧票沒肉票，就是有錢也買不到米買不到肉。……」
「那怎麼辦？我本來以為很簡單，……」
「這在中國大陸可就不簡單了。」海濤說，「我來替你問問看，找這裡的人來想辦法，他們熟門熟路……」
「不然，我就早些回家。」林正堂說。
「還不急，再等幾天吧，」徐海濤說，「今天下午全國台聯說帶你們去遊長城，明天我再來接你去參加兩個活動，讓你多瞭解一下北京的文化界。……飯店快到了。」
林正堂望著車窗外的馬路，這條開往北京飯店的馬路很寬，好像有十線道，再加上路邊的人行道，就顯得更寬敞了。台北市的仁愛路直通總統府，也沒這馬路寬。兩邊的人行道旁還種了樹，雖然樹葉在寒冬裡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禿的枝椏，但挺直的樹幹在風雪中簌簌挺立的風姿，和一片廣袤的雪地輝映成一幅北國特有的景象，對林正堂這個來自南方台灣的人而言，自有一種稀有的魅力。路上的行人幾乎都推著自行車，車把上掛著的籃子和車後座上的置物籃裡都堆滿了各種蔬果米糧和肉品。
是有些過年的景象了。 （相關報導： 黃煌雄專文：悲愴的「瘟神」─黨外群像 ｜ 更多文章 ）
＊王拓本名王紘久，1944年出生於基隆八斗子漁村。國立政治大學文學碩士，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作家。曾任中學教師、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著有：短篇小說集《金水嬸》、《望君早歸》，長篇小說集：《牛肚港的故事》、《台北．台北》，評論集：《街巷鼓聲》、《張愛玲與宋江》，兒童故事集：《咕咕精與小老頭》等。本文選自《呼喚》（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