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判斷，上世紀50年代初，陳先生有幾首詩可能是批評馮友蘭的，最有名的就是《文章》，「八股文章試帖詩，宗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宮女哈哈笑，眉樣如今又入時」，經過考證以後，我覺得這些詩不是批評馮友蘭就是批評章士釗，或者這個時代裡風向一動就轉移的知識份子。還有一首《男旦》：「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 傳薪翻是讀書人」。陳先生過去和馮友蘭關係不錯，但是後來陳先生看馮友蘭來回變，很反感。馮友蘭缺乏知識的一致性和穩定性。
陳寅恪《經史》詩，實際上是批評岑仲勉的。上世紀三十年代，陳先生對岑仲勉有非常高的評價，很稱讚他的學問。1950年後，他們倆都在中山大學歷史系，岑仲勉講隋唐史，後來講義公開出版，在《隋唐史講義》裡面，大量引用郭沫若、史達林、列寧的語錄，引唯物主義、辯證法等等，而岑仲勉以往的學術論文裡面，沒有出現過這些。陳寅恪先生對此很不滿意，所以寫這首《經史》。這詩過去人們都沒有想到是批評岑仲勉的，經過考證，結合時間、地點和當時背景，尤其「竟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兩句，岑仲勉在《隋唐史講義》「編纂前言」中，不指明批評了陳寅恪先生，所以他用了「開卷語」暗示《隋唐史講義》「編纂前言」。
陳先生對讀書人趨炎附勢，一向反感。陳寅恪先生還批評了他在清華國學院的學生陸侃如、馮沅君夫婦。陳先生晚年詩，多批評他的學生以及和他關係比較近的人。1954年陳先生《貧女》詩的最後兩句「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燈裁作入時衣」，就是批評陸馮夫婦趕時髦。1954年末，陸侃如和馮沅君把他們三十年代寫的兩本書《中國詩史》和《中國文學簡史》做了修改，把裡面引述胡適的話都刪除了。過去陸馮夫婦和胡適關係不錯，馮沅君和陸侃如在上海中國公學的時候，胡適幫過他們很多忙。現在因為要迎合時代，主動及時修改了自己的著作。陳先生雖然眼睛失明，但有人給他讀書，他也聽廣播，對此他是瞭解的。如果不發現這個背景，這詩就成了打油詩。
1965年，陳寅恪先生又批評了在清華國學院的另一個學生高亨。高亨也是緊跟時代，文革時候也做了很多趨勢時的學問，在時代變革中，他們的學術總是向權勢轉移。1964年《詩刊》發表了領袖的十首詩，全中國的知識份子都開始學習，最典型的就是山東大學。當時《文史哲》組織學校搞古代文學和歷史的教授，談心得體會，還每人和領袖詩一首。高亨填詞《沁園春》，其中有「細撿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高唱，流韻壯東風」。高亨還把詞抄出，寄出去，領袖收到後，寫了一封很客氣的簡短回信，山東大學把回信登在校刊上。當時中國知識界都熟知此事。高亨是陳寅恪先生的學生，陳先生知道這件事後，就寫了《高唱》，詩中有：「如何鶴髮開元叟，也上巢車望戰塵」。意思是高亨那麼大年紀了，為什麼還要趕這個時髦？
陳先生思想的穩定性，體現在1954年給科學院的信中，他的判斷是「從我之學即是我的學生，反之即不是」。他信裡面還批評了週一良。這是陳先生作為獨立知識份子了不起的地方，他晚年詩中傳達的就是這種心情。他不認同這個時代，對官方的榮譽，陳先生也是消極對待，他是學部委員，後來還給了個文史館副館長，但陳先生從不以此為榮。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楷模。一個成年人或自認知識經過比較系統訓練的人，無論左右，知識和價值應該穩定，應該有一致性，這是我們今天省視知識份子傳統時，應該特別強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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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文史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史。著有《西南聯大和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困境》及《何故亂翻書──謝泳閱讀筆記》等書。《在台出版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秀威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