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識份子  

本文為對「『現狀』的永恆不滿與扣問：馮建三《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新書發表暨座談會，作者的與談內容，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9期，授權轉載。

欣見我的朋友張先生（下稱作者）的學術訪談錄再度結集出版，並以《遠見》為書名，是《見解》的續作。作者雖年輕，卻已是中國大陸傑出的資深記者。我們結交多年，承其雅意，囑我在出版以前寫些讀後感，我覺得義不容辭，便不假思索答應了。事到臨頭卻遲遲不知如何落筆，因為他的訪談涉及縱橫廣深，往往不是我的學力範圍所能置喙的。但我感覺《遠見》的書名取得甚為貼切——如果必須找出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遠見」，因為訪談的內容除了趣味盎然，尤深具啟發，為當今學科孤島化和碎片化帶來清新的橫向聯繫，它透露的真知灼見與生命歷程對有志青年更是思考的典範。（按，姑隱作者本名。《遠見》數年前已由出版社完成編輯、校對與排版，唯該社高層突然出事，以致許多書未能付梓，本書只是其中之一。）

筆者從2000年到2012年在北京有過漫長的12年生活經驗。這段期間恰好是中國社會變動最劇烈的年代，這是單位福利分房到商品房、自行車到轎車、BP機到手機的轉換年代，也是中國從低調的｢和平崛起｣漸次轉化為霸氣的｢大國崛起｣的關鍵時代。

今天（7月6日）一群員警抓走許章潤，海內外群情激憤。許章潤身處清華園，得王國維陳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氣，而中國知識份子雖「斯人獨憔悴」，畢竟後浪推前浪；中國文化儘管斷裂，但文人氣脈如屢不絕。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蠻地荒，識得此境者尚寥寥，但畢竟出了許章潤。我在海外逶迤三十年，才漸漸摸到此門道，是以此文，與國內志士共勉。─蘇曉康。

陳寅恪（一八九０～一九六九），一代史學大家，其學問之淵博，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傅斯年曾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繼年初四大老公開信要求蔡英文不再連任後，李遠哲又發起公開連署，要蔡「放棄一己之私，以民進黨前途及台灣興衰絕續為念，知所進退」。他的動作引起「蔡英文們」反彈是意料中事。但藍營政客及媒體罵他「信用破產」而跟著反彈，卻不近情理。他們忘掉，李遠哲不只擁有台灣唯一諾貝爾獎光環，而且具備公共知識分子良知及人格；在政黨熱中黨同伐異、維護一黨之私，媒體又大多棄守第四權、加入黨同伐異啦啦隊的現在，台灣特別需要具備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來制衡政黨，維護民主共同體利益！

台大心理系教授，中研院院士楊國樞過世了。

大陸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先生在2018年的新年期許中喊出，要保衛1978，保衛改革開放成果。

中研院今年的院士會議甫選出「僅」三位人文院士，對此廖院長說人才斷層是挑戰。除此之外似乎唯一的會議共識就是117位院士認為中研院需要改造，至於怎麼改是愈改愈好或愈改愈壞甚至是說了改却沒有下文，我們這些旁觀的納稅人也只能當個觀衆拭目以待了。

茅老令人尊敬，是因為他一直在行使一個知道分子的「不沉默權」。

知識份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識份子首先是知識的存在？還是道德的存在？

編者按：一百零五歲的楊絳老人過世，意外在中國知識份子圈掀起一波「錢楊之爭」的毀譽之辯，圍繞在知識份子的「沈默」，而對公共事務或一般認知「政治」的沈默，到底是世故還是禁忌？是自保還是犬儒？甚而對沈默都保持沈默，有論者認為「討論沈默」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也有論者認為在時代的壓力下（如文革），勇敢不該說得如此輕巧。

編者按：一百零五歲的楊絳老人過世，意外在中國知識份子圈掀起一波「錢楊之爭」的毀譽之辯，圍繞在知識份子的「沈默」，而對公共事務或一般認知「政治」的沈默，到底是世故還是禁忌？是自保還是犬儒？甚而對沈默都保持沈默，有論者認為「討論沈默」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也有論者認為在時代的壓力下（如文革），勇敢不該說得如此輕巧。

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漢姆生（KnutHamsun）因叛國罪入獄，成為「挪威之恥」。與此同時，瑞典報紙主編托格尼（TorgnySegerstedt）的墓園已長滿青草，成為歐洲的一個和平朝聖地。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不論辭職獲不獲准，院長之職已是過去式，一個自陷於產官學糾葛利益泥淖中的人，已失去絕對的社會崇隆高度，成為台灣甚至世界學術與生技之恥，就算返國道歉也為時已晚。

美國第二任總統JohnAdams有這麼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