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對「『現狀』的永恆不滿與扣問：馮建三《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新書發表暨座談會，作者的與談內容，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9期，授權轉載。
大家好，我可能是在座當中與馮建三教授的研究領域距離較遠的與談者。我是馮老師長期的讀者，但實際認識他是進入政大傳院後，馮老師擔任我的mentor，陪我度過一段新進學者的時光。後來我主辦政大Media Talks，他每屆都響應支持，擔任主講或與談及主持。馮老師即將從政大榮退(按：於2024年8月退休)，我知道今天(2024年6月22日)的新書座談隱約有向馮老師致敬的意義，我也想藉此表達對他學術貢獻及寬厚為人的最高敬意，他的研究啟發許多後輩。我在傳院做社會學與文化研究，我今天也會從此角度來討論馮老師的成就與新書。
一、台灣知識界的文化轉向
剛蔡蕙如談到馮老師發表的文化評論書寫。我想就從這裡出發，剛好接合我想要談馮老師回國任教前後，台灣知識界在八○末至九○年代所掀起的「文化轉向」。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時間點，它反映了某些學術特徵，接著我才會進入本書。我覺得我們今天若要思考對「現狀」的永恆不滿與扣問，可從這裡出發。最後我會談馮老師對傳播教育的貢獻，我認為他的跨學科性也與文化轉向有關。馮老師在英國留學的時空，與英美知識界「文化轉向」有關，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開始以更跨學門的方式影響了學門的建制，他回國後台灣本地，也歷經1980末、1990初文化評論、文化批判的時興(陳光興 2000)，我認為馮老師既是參與者也是推動者，包括他親自介入諸多報紙公共領域的書寫評論。
1990年代是一個媒體批評大眾化時代，也是傳播文化研究開始學術化的契機，包括遠流傳播館的設置，馮老師主譯多本重要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名著，例如Alan Swingewood、Raymond Williams、Charles Curran、Robert Picard、John Tomlinson、David Morley、Vincent Mosco、Frank Webster等學者的著作，影響力甚鉅，也影響了當時還在社科學門外的我，其重要性是為台灣打開了一扇與國際同步的知識門，我知道很多對岸學者、陸生來台灣交流或學習，都指名想要拜訪或修習馮老師的課程，這些新的研究取向也曾是對岸知識界的重要櫥窗。
我最近在整理20世紀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的愛恨情仇關係，英國的文化研究興起於對美國實證主義、結構功能論的不滿，加上英國缺少自己的社會學傳統，如果我們把線索拉回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態。馮老師回國的時空，正值八○年代末報禁解除，剛蕙如的簡報帶大家回顧那個篷勃屬於民間公共領域的年代，馮老師一手寫文化批評，一邊在學校開始帶動新的討論，包括引進英國文化研究思潮，都帶有很強烈的公共知識味道。也包括後來文化研究學會在1998年成立，它是亞洲第一個文化研究的學會。
（相關報導：
反戰學者再進擊 馮建三：掌握反戰主動性，才能擺脫必戰命運
｜
更多文章
）
馮老師是第一至六屆主要理事成員，當時的跨領域色彩尚濃，社會學、傳播學及其它不同學門大量交流，仍有較鬆散空間藉由「文化」展開思辨，表示大家的知識仍有共同地帶，但我也要問那現在呢？我為了參加這場座談，重新翻閱2000年陳光興寫的〈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收錄在《文化研究在台灣》[2000]，陳光興主編)，當時文化研究學會剛成立，諸多理論、議題風起雲湧，陳光興就提到學會的成立是防衛性的(defensive)，但也可能存在學術建制化的陷阱。
現在研究文化仍然非常蓬勃，看每年投稿文化研究年會就知道，仍受到年輕學生的歡迎。但學科的建制化、全面的合法化，我們反而逐漸取消了問題意識。合法性將文化的鬥爭性格都稀釋掉了，文化變成一種相當功能化的解釋，這是我們當今的問題，也是我認為馮老師長期研究所透露出來跨領域色彩，須被指認出來的學術特徵。現在的研究都小而美，不再問根本問題，而且相當維穩。另外，馮老師自1990年代在傳播學界尤其從政大任教始，帶動英國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野，若我們同意台灣傳播學界也歷經「文化轉向」，也就是從過去偏美、較實證主義與效果研究的傳統，朝向批判性研究的視野，我認為馮老師應該也是主要的學術奠定者。
二、三位一體：傳播交流、公共媒體與民主
回到新書《新聞傳播、兩岸關係與美利堅：台灣觀點》(馮建三 2024)，我跨章節來談。我認為它主要處理兩種議題：一、尋找公共服務媒體(PSM)在Civil Society的位置。二、為台灣的統獨/中國因素尋找替代方案：第三條路。我先談前者。如果我們把它想成一個社會學問題來理解，會發現馮老師是在處理「公共媒體如何在社會裡發生作用」：它帶有攪動與交流社會群體的意義。我一直覺得「公共媒體」是馮老師想像社會整體最重要的思考泉源，它是社會基本設施的關鍵要件。
同時，馮老師還處理了這世界主要兩種群體如何共存的問題：一是自由多元論者，另一是民主共和論者，許多人認為馮老師是左翼，我卻認為他更在意自由多元與民主共和的重新打通與和解，也就是我們須保障多元、少數與異音，卻也要學習如何相互傾聽與意見不同者如何共處共好；這是替代性思考方式，也就是公民社會理應依賴這兩種社群的相互理解與共同作用，我們才能進一步談論公共媒體；它是前提，是社會基礎的基層，如果缺少這兩者群體的共同理解，想像公共媒體是有困難的。但換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看成公共服務媒體有助於促進自由多元與民主共和的理解與和解。因此，可視PSM的建設與壯大為社會基礎中層(第二層)。然後我們可以把他所提之中國因素(施力於台灣)、中國傳媒改革(作用於中國場新聞場域)、兩岸新聞言論(台灣-中國的言論場域)理解成第三層。馮老師的構思是透過二、三層的相互作用，可以讓這兩層都得利，我認為這是他觀點基進之處。
因此，中國因素變得有積極意義，它可以轉換為「台灣自身思考如何壯大、保護並深化言論場域」。中國傳媒的改革，有助於藉專業主義擴大為公民社會的發展。同時健全的公共服務媒介有利於兩岸新聞言論的交流與保障意見，益於兩岸和解與共同體或公共性的建造與擴大。我們可以說，公共服務媒體造成的社會權力恢復，有助於兩岸關係，我想馮老師的研究帶著這樣的色彩，因此公共媒體、傳播交往交流、民主品質，三者相輔相成，可以透過公共媒體攪動與實踐。
（相關報導：
反戰學者再進擊 馮建三：掌握反戰主動性，才能擺脫必戰命運
｜
更多文章
）
另外，馮老師在不同章節用公共服務媒體做為解方，為台灣傳媒尋找出路，也兼談中國傳媒改革，特別後者用比較危險易被誤解的方式帶我們思考：中國傳媒其實具備條件轉化為公共服務媒體。我覺得他更深層的意思是迫使讀者反思：擁有公共媒體，就能確保「公共」嗎？反之，只有國家媒體，就一定缺少「公共」契機嗎？馮老師似乎帶我們辯證性思考公共的基進意涵及可能的交合處，我們也可以依此來自我檢驗，我們(兩岸都是)離公共媒體的理想還有多遠？或者，我們可以更挑釁的反思：台灣真離公共媒體比較「近」嗎？中國的傳媒若轉變體制，難道離公共媒體較「遠」嗎？這是我從相關論述看到馮老師謹慎卻富創造力的意涵。
再來，我認為除了學術分析，馮老師這系列論文有一種試著提出解決方案的導向，這是他與其它學術工作者的差異，有相當的實踐色彩；比方他談兩岸關係思考除了統獨外，是否可能有新的出路。包括他藉《聯合報》社論提出之邦盟、歐盟、杯子、筷子、屋頂等，尋找政治協商等替代性方案，看出學者的急迫感與愛心：他認為兩岸應該在還能彼此對話的時候，盡快啟動對話，因為沒有對話就沒有下一步。
馮老師的《聯合報》案例分析，我認為踩進台灣知識界深層敏感難談的區域。他用數據比對的方式發現(1999-2019)，《自由時報》稱對手「統派媒體」的次數(562次)是《聯合報》46次的十多倍，反而《聯合報》很少稱對手「獨派媒體」。他也認為報紙的標籤化除了政治議程，也與市場佔有率的策略有關。
《聯合報》歷史上曾受到三次退報或抵制運動，馮老師分析它的言論意見變化與台灣主流主導政治話語的變化，以它們之間的關係，相當精采，頗有為該報重新歷史評價，還以公道的味道。但我閱讀完，也有感傷，台灣統獨既爭議又意見對立，且習慣用「政治正確」的理解方式。我有一種感觸是：如果我們做學術工作，只是複述而非挑戰社會標籤，我們的知識很容易最後變相在維護合法結構。
當「統/獨」在台灣已經全然用道德話語的方式呈現，我覺得馮老師重新打開並評價它，實在勇氣十足。不過，對此議題我基本上是悲觀的，台灣這幾年言論場域的迅速變化，不管是「統派媒體」或馮老師引楊儒賓指出「中華文化」一詞的內涵雖是浮動且積極，但這些話語已相當邊緣化，是社會場域的「半污染」話語(Alexander 2003)，它最核心的意義已經改變，我幾乎看不到翻轉的社會條件。
另外，我也要說，統獨不該壟斷一個多元社會裡我們對於報紙媒體的全部想像。我一直覺得若我們的新聞研究只討論報紙言論立場、政治光譜，卻不談專業主義差異、記者自主但受限的實踐，不談組織與報社培訓記者的方式，對「新聞理念」的堅持或商品化思考等，他們在台灣各報的實踐是有區別、有意涵的，我們若剝離了新聞生產與實踐，只談政治立場，我們也只能得到最表面標籤式的解釋。
再來，我覺得這本書還有一個精采處是馮老師重構積極意義的「中國因素」。「中國因素」在台灣的功能，愈來愈像「保密防諜」式的認知作戰，我覺得馮老師的意思是：反而要藉中國因素讓我們自己更壯大。但我順著這個思考也想提出：我們也可以將中國因素視為照妖鏡，測量我們受到「中國因素」扭曲的樣貌，包括我們愈來愈習慣拿「中國因素」來合理化台灣愈來愈合法威權的徵兆，我們愈來愈習慣政治或法律或商業以「中國因素」為名，剝奪或限制公民權利，或放棄專業主義。
（相關報導：
反戰學者再進擊 馮建三：掌握反戰主動性，才能擺脫必戰命運
｜
更多文章
）
三、傳播研究的危機
最後我想回到我們可能都很熟悉卻經常遺忘的社會科學初衷，就是韋伯談的理解(verstehen)。什麼是理解？韋伯提出的是：我們要對行動者主觀的「心智狀態」加以觀察和理論上的詮釋；但人如何能對他人進行「主觀心智狀態」的理解？理解他人的主觀如何可能？我們須要更多同理、換位，這是韋伯式意義社會學的重點。我們要探尋意義；意義讓我們了解彼此差異，因而有更多包容與建設性對話，而非互貼標籤，我覺得這是在台灣從事社科研究愈來愈失去的人文性質，我們不問意義了，任憑政治經濟或結構式解釋。
再來，同前述，我對於台灣某些社群裡的「中國因素」解釋也有不滿，我們失去意義探索，因此一直把中國因素想成是因果而不是因素，「什麼都是阿共害的」，這種歸因導致我們對自己往往也缺少認識，喪失自我批判的能力。再來，我覺得馮老師的論著還有一個強烈特徵是回到了批判研究的傳統。我一直感覺這幾年的台灣學術界有一種明明是批判研究，卻採取可能非常簡化的行政性結論的傾向，以便能被政府或商業力量採用，最後變成一種維護或有利於既有政治與商業利益解釋的套路，有助於申請經費或配合政府議程，我認為這是一種危機。
尤其傳播研究，很容易服從於它工具性的解釋而非質疑，試想美冷戰時期的宣傳研究與一些基金會資助的研究。同時，傳播研究相較於其它社科，有時更容易接軌市場力量，當批判研究與行政研究愈來愈「融洽」，傳播變成結構的「功能」或工具式宣傳，我認為馮老師的論著可以重新提醒我們，更多探索傳播的基進之處，因為它的本質是交流而非服從，是促進參與而非壟斷，另外整體知識界，愈來愈多知識份子流向權力場域，都令人省思。
再來，傳播一直都有究竟是field(領域)還是discipline(學門訓練)的爭辯。我認為馮老師的著作一直都有強烈的跨學門特徵，這是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特徵，當然這裡有多重因素，包括報禁解除、台灣公共領域的誕生與運作方式等都有關，導致他們有較強的社會基礎。馮老師對我而言，是一個可以穿梭傳播領域也可以在社會裡對話的知識分子，他長期的著作、文化時論批評與視野似乎是在提醒我們，重新尋找知識共同體。
當今的學門建制，愈來愈穩定化、學科化，我們的知識畫分愈來愈服從於某種行政化分類，知識的共同地帶愈來愈少，這有隱憂。我有種感覺，當前學術生產運作方式，學門的問題意識，導致傳播研究愈來愈難以在傳播領域外擁有影響力，這也是一種危機，而馮老師的成就，其研究裡的現實性與批判性，不服從於任何形式陣營的「主流」，永遠有新意，常讓我反思到，我們應該重新素樸地回到傳播研究的初心，批判、交流，同時懷抱希望。
從這裡出發，我也要直說「不滿」，我不確定觀察是否準確。我感覺這幾年傳播研究的某些議程，愈來愈被政經勢力帶領，也就是政經場域相當界定與決定了傳播研究的議程。與往年甚至多年前相較，傳播界正在喪失議題設定的能力。各位一定讀過Stuart Hall，他區分社會權威機構往往才是主要定義者(primary definers)，而新聞業處於結構從屬為次級定義者(secondary definers)。他的意思是，新聞業並未「創造」了新聞，而是複製了社會權力機構的解釋。可是我必須要說，做為一個旁觀者，我看到傳播學界過去並不是如此，它往往走在社會的前面，不甘於成為被動反應者而經常是社會的主要定義者，它參與並有能力定義社會議程，從報禁解除、媒改及公共化的思辨等，馮老師的著作都看得到這樣的宏圖與視野。
（相關報導：
反戰學者再進擊 馮建三：掌握反戰主動性，才能擺脫必戰命運
｜
更多文章
）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何以現在變得如此？很抱歉，我一直覺得這些年的政治議程、科技議程、資本主義議程扮演更強勢的角色，經常是政治學者、政策學者、科技學者在決定與主導傳播研究議程，從NCC、認知作戰、假新聞、到演算法、大數據、AI都是，這當中的問題我就不細述了。
我想指出一張照片做「文本分析」：大記者陸鏗來訪政大新聞系的照片，這張照或圖說連續出現在馮老師的兩本新作，且馮老師位於C位，我認為意義非凡。陸鏗與卜少夫創辦的《新聞天地》是當年馮老師立志投身新聞事業的關鍵讀物，陸鏗宛如歷史人物般訪問政大新聞系，昔日新聞青年想必特別有感觸，我認為後來走上新聞研究的馮老師，寫書論述兼時事批評，實是以另類的方式參與新聞志業，馮老師所從事仍是一件接近新聞記者本質、同時學術邊界混雜的工作。
四、結語：以新聞業為中心的社會理論
最後我想要談馮老師的成就對於傳播教育的意義。首先是他的「另類」與「基進」，讓他的著作本身即是當前傳播教育的批判性文本。再來，我想引李金銓教授以韋伯為師，論及知識探索與理解的本質，當兼顧意義適切(meaning adequacy)與因果適切(causal adequacy)，我認為馮老師皆不偏廢；他沒有成為結構論者，也沒有讓意義受到獨斷解釋，他能批判且超越批判，回到作為「人」、「共善」、「共好」、「共和」的隱性精神。再來，他願意思考「解方」，尤其他「解方」裡那種不符當道甚至「不合時宜」，也可能遭受曲解。
同時，我剛提到台灣整體知識圖像的學科化，但傳播則必須是開放、交流與跨領域性質，我認為傳播教育最好的圖像是雜食者，是Edward Said所言「業餘愛好者主義」(amateurism)：基於熱愛而非權勢來從事知識批判，正如我們看到那位與陸鏗合影的昔日新聞青年形象。再來，馮老師的學問龐雜，取徑甚難定位。從我的角度，我認為他從事的是一種以新聞業為中心的社會理論。馮老師的所有的社會理想與關懷，新聞業一直是他最重要的靈感與思考泉源，尤其從他對公共媒體的構思與透過公共媒體思考兩岸關係，這也是傳播的多重性，涉及批判、交流與改變。我一直認為馮老師兼具新聞記者的熱情、學者的筆、爬山愛好者的冷靜與「暖心」。閱讀他的著作，就會想起那個傳播研究曾激越與令人仰望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