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媒介改革或媒介社會運動在台灣的發展，相比於近八十年歐美的媒介改革活動，至少有三項特徵。第一，出場的時間比較慢。第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媒介改革與政治選舉關係密切。第三，歐美已爭議超過半世紀的媒介產權問題，直到1990年代才成為媒介改革運動的目標。
許多曾被殖民，脫離殖民後又長時間受一黨威權統治，並在其間發展工業的國家，都有這些特徵，只是特徵的色彩及具體的過程有所差異。
就台灣來說，1915年台南的西來庵事件，死傷逾萬人後，台灣人的抗日行動由武鬥轉至文鬥，開啟了透過媒介改革（創辦新媒介）作為向統治者爭取發言權的歷史。
政論雜誌與「地下」電台的沉淪與辯證
1921年成立的文化協會雖曾運用影片啟蒙民眾，但就延續及效果來說，日據時期最主要的媒介改革活動，應該是《臺灣（新）民報》系統（1920-1944）的創辦與經營。這個系列的報紙除了是台灣本地資本家、地主、青年學者與社會運動領袖向殖民統治者爭權的工具以外，亦帶有農工階級成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承續《民報》色彩的刊物，應該是李萬居創辦的《公論報》（1947-61），其次是1975年開啟（黨外）政論雜誌時代（維持了十年多）的《臺灣政論》（只出版5期）。這些雜誌的農工成分雖然有，但淡薄了許多；明白站在勞工等階級位置，並有明顯反（美）帝國霸權的刊物，最主要的是《夏潮》月刊（1976-78）、《夏潮論壇》（1983-84）與《人間》（1985-89）等。這些政論雜誌遭受龐大的查禁壓力（值得注意的是，《夏潮》等左傾的雜誌反而得以發行不墜，甚至得到大學圖書館的庋藏）。以1985年為例，出刊的黨外政論雜誌346期當中，有58.7%（203期）被禁，財務損失3千萬新台幣（當年約折合100萬美元）。其次，這些媒介的創辦經常與選舉有關，內中又以《美麗島月刊》（1979.8-12）達到最高峰，據說銷數曾達10萬份；它在全省多處設立據點進行串連，為選舉作準備時，引爆「高雄事件」，主事者盡數琅璫入獄。
1986年11月30日，許信良未獲國民黨政府許可，搭機從日本返台，警民發生衝突，其過程由「綠色小組」以影像記錄並對外發售，在當時部分第四台（尚未取得合法地位的有線電視）的頻道廣為播放，標誌台灣媒介的改革觸角延伸到了電子媒介。從1990至1993年，部分是為了版權問題，但也出於鎮壓媒介興革活動的意圖，政府編列了2,601萬元取締第四台。
1993年初，收音機登場，成為新一波的媒介改革活動，由於收音機頻道的開辦並沒有得到政府核可，因此一般稱之為「地下」電台。但也有人稱之為「民主」電台，表示它們固然沒有得到政府的認可，惟它們的聲音傳達了很多主流的、建制的媒介所沒有長期而穩定表達的內容。雖然有些電台仍沒有脫離政治選舉的短線目標，但有關政治議題、性別、階級、環保、國家機器的認同等等社運新聞及言論，似乎有了更多的、長期的現身機會。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1993年11月，地下電台在選舉背景中，因許榮棋主持節目的風格，蔚為風潮，一年多內，這個作法廣達全國，數量增加至60餘家，播音形式以現場扣應（call-in）為大宗，但各電台內容參差，較難化約比較。惟在政論雜誌時期就已經頗為活躍的張金策，他也創辦「群眾之聲」，呈現了較強烈的左獨的普羅色彩。
針對這波媒介改革活動，國民黨政府採取棍子加蘿蔔的對策。
棍子是加緊取締地下電台，並修改《電信法》加重罰則，如1994年4月21日由台北市地檢署首次抄台，7月底擴大，出動直升機配合地面作業，同時包抄北縣市14家，至1995年初共進行12次抄台行動。1996年8月，新《電信法》生效，地下電台面臨徒刑、拘役與罰金的處罰。1997年電信總局責成中華電信公司以其違反《電信法》第8條第2項為由，將124家地下電台斷話。1999年5月「寶島新聲電台」台長張素華因前年參與反抄台遊行，違反《集會遊行法》，入獄50天。
蘿蔔是從1993至2000年共分9梯次「開放」電波，共發出中、小功率（電波範圍在5及20公里）執照一百多家。其中第9梯次的申請結果在2001年2月公布，地下電台當中，歷史最悠久之一的「寶島新聲電台」也在更換申請地區之後取得了執照，2001年9月重新起步營運。地下電台所爭取的標的，也就是電波頻譜資源，雖然為各種大型及小型商業利益所分食，但社會追求自我解放的力量，已經並且仍在透過地下電台及其他媒介與議題，尋找更新及向上的出路。
「退報」運動與讀者投書專版的出現
台灣教授協會（台教會）等十五個社團，於1992年11月23日發起「退報救台灣運動」。這些社團認為，《聯合報》在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談話時，猶如「中共傳聲筒、中共《人民日報》台灣版」。
該運動透過大型演講、研討會、文宣品發送，在報端廣泛發表文章（日後結集為《退報！退報！就是退聯合報》二冊，及《法律人會診退報案》）等方式，宣揚其主張，並遊說廣告主不登廣告、民眾不買報。
《聯合報》在11月26日要求退報運動停止活動，並促各報停止報導。27日再以社論呼籲讀者「起而維護知的權利」，並將此事件定位為台灣教授協會等對新聞自由的侵害，一直到1999年8月，《聯合報》發表專文論述政府與新聞界關係時，仍然舊事重提，反覆闡述該事件對於新聞自由的妨害。
《聯合報》又分批宴請廣告主、首度以閩南語在電視上打形象廣告，推出促銷活動（包括在南部以10元搭售早晚報）。然後在1992年12月29日，《聯合報》以罕見的三個版面，說明「李瑞環談話新聞風波始末」。《聯合報》並控告運動主要發起人林山田、李鎮源、楊啟壽與林逢慶等四人。1993年7月底法官鄭麗燕判林山田有期徒刑5個月，另三人拘役50日。至1994年8月24日，高等法院改判四人無罪。
退報案肇始於李瑞環談話。不過，報導該新聞的媒介，不只是《聯合報》。為什麼台灣教授協會等十五個社團抨擊《聯合報》，而不是其他報紙？或許有兩個原因。
第一，《聯合報》主張台灣與中國應統一的立場，鮮明穩定。並且，長期以來，該報的形象偏向保守，不滿此一立場的社會力量蓄積已久，終至在總統李登輝藉機指責《聯合報》恫嚇台灣人之後，決堤爆發。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第二，但接近於《聯合報》而遠離台教會立場的媒介，比比皆是，捨其他媒介（如當時的三家無線電視台）而鎖定《聯合報》，可能也不無策略可量，也就是全面發起抵制運動，力有未逮，難度必然更高。
事件發生之後，《聯合報》的固定立場並未轉變。就此說來，退報運動企圖鬆動《聯合報》對於兩岸關係的立場並未成功。但另從其他層面觀察，退報運動卻另有可觀之處，它創立了先例，可能也對台灣報紙的新形式產生了催化的作用。
首先是1993年3月起，《聯合報》率台灣報紙之先，出現了歐美報紙行有百多年的言論及讀者投書專版。接著，《中國時報》在同一年10月也開始有了這個版面，往後再有《自由時報》等報亦跟進設置。雖然讀者投書在台灣的報紙存在已經很久，特別是在1998年元旦報紙張數從三大張增加為六大張之後，投書的次數尤為常見。惟須注意的是，在《聯合報》設置專版並啟動連環效應之前，這些投書的版面最多是半版（特別是《中國時報》），更多時候則是少數幾則投書的拼湊，並且位置不一，完全取決於當日報紙版面的調配。
其次，放在世界傳播史上加以觀察，退報運動有其普遍面向，但也有其特殊表現。普遍是指公民以非暴力手段抵制、杯葛媒介，不但見於歐美文獻，近鄰南韓亦多見，如1987年的拒繳電視執照費運動，1999年5月教徒包圍電視台。特殊則指其動力似乎尚未見於其他國家，出於退報聯盟的國家認同與《聯合報》迥然有別，就此而言，退報運動的特殊性，也就可以說是台灣處境特殊性的延伸，反映了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歷史格局。
901遊行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誕生
創刊於1947年的《自立晚報》，在1959年增資改組以前，即以被政府停刊4次而聞名。改組後，吳三連出任發行人，一般將這個時期以後的《自立晚報》稱為台南幫所屬。在《公論報》於1961年關閉後，《自立晚報》相對獨立的色彩愈發確立。
報禁解除後，台南幫於1988年增辦《自立早報》，不多時陷入困境，至1994年7月，確定早晚兩報將易手由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陳政忠蒐購。新聞傳出，報社員工、文化及社運界譁然。7月19日中央研究院士李鎮源等七百餘人，在《中時晚報》發表全版「關切自立聲明──請維護自立報業自主風格」。
8月中旬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發起「搶救自立、生產民主、工投典範：工運及社運團體呼籲自立資方尊重新聞自由、落實生產民主連署書」及「推動成立『緊急尋金小組』」。8月16日《自立晚報》頭版半版以幾近留白方式，向讀者「表達深深的歉意」。
稍後在記者節當天（9月1日），以自立記者為主的團體主辦「901為新聞自主而走」的街頭活動，在颱風襲擊台灣的台北市，繞行仁愛路、新生南路與濟南路。包括記者在內，共有4百餘人參加，是為台灣記者遊行示威的第一次，熱鬧氣氛多於對抗，訴求「爭取內部新聞自由」、「推動編輯部公約」，並宣布將「成立自主性新聞專業組織」。次（1995）年3月29日台灣新聞記者協會（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記協）成立，是第一個跨媒介的記者自主社團。1997年9月記協創辦《目擊者》（Media Watch）雙月刊。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記協成立之初，曾有該會應該是專業、工會或既專業又工會組織的討論，為期短不深入。惟截至1999年夏季，記協會員數增加有限，似不足五百，也就是無法從會員所繳納會費維持本身的運作，實亦談不上究竟是專業或工會組織，以及此兩種型態是否衝突或可調和的問題。除了會員少，需依賴外界捐贈之外，就第一年《目擊者》所刊登的文章比例來看，記協另呈現以下特徵。
一是較少談工作權（34%），談及工作權的部分又以新聞自由與專業為主（占51%）。反觀全英國記者工會的雙月刊《記者》（Journalist），情況大不相同，前兩個數字分別是50%與19%。台英兩地的這個差異，可以有兩種解釋。一個是《目擊者》的宗旨是對外發言，不是聯絡會員、反映與解決其問題，而英國的《記者》是工會刊物，自然傾向於反映本身問題。這個現象可以代表記協理想性較高，擺脫了會員短期利益的限制，惟果真如此，則因記協會員少且分散在不同媒介，其集體力量不足，這些言論變成只是個人的意見，並不具備召喚行動的基礎，形同記協懸空發言，欠缺對抗性，更多的卻是自我反省。另一個解釋是，台灣記者的兼作公關、廣告收受紅包、不重受訪者的隱私、欠缺自律等等情況，堪稱嚴重，而黨政機器欠缺良法（如沒有資訊自由法），新聞自由的發揮空間有限，顯示台灣媒介殷切需要新聞自由及專業的程度超過西方同業，《目擊者》聚焦於此，事出有因。媒介工會聯合組織的刊物《大傳聯季刊》曾指責記協，說它無視媒介工作環境日漸惡化，卻高談資訊自由、票選總編輯等，未盡公平與厚道，但林佳和研究德國新聞史，指「要真正落實內部新聞自由的憲法要求，最終只有透過運動及抗爭」，仍然值得記協參考。
黨政軍三退運動與民視的誕生
1994年末，台灣省長及台北市與高雄市長的選舉，同時登場，是台灣自有選舉以來的第一次。在此背景中，11月21日，民進黨在報紙頭版購買半個版，呼籲「拒看三台，突破壟斷」。
事實上，對於俗稱三台的台視、中視與華視，不但在野黨（如民進黨）有所怨言，特別表現在選舉時對於三台的抨擊，如前段所引政治文宣的用語。究其實，由於三台長期浸淫在國民黨（以及受其主導的中央政府及國防部）的掌控，社會清議對於三台的批評也是相當頻繁的。
以解嚴後為例，1989至1994年的選舉期間，《自立晚報》針對三台不公平的報導或評論則數，1989年是9則，1991年增加至13則，1992至94年分別是12、16與13則，並且，其中有半數以上放在最重要的頭版與二版，每年積累的篇幅經常在2千平方公分左右（約1萬字）。其中並有若干次由平面媒介（如《中時晚報》與《中國時報》）先後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合作（後者執行監看，前者刊登監看結果）。至1994年12月12日選舉結束後，陳興正與陳仁達醫師於華視大樓附近「禁食呼籲媒體改造」，他們指控「三台是民主的殺手」。
這些來自輿論的反省及市民的抗議，約略可以讓我們掌握並重構當年的實況，明白有關三台的改造，既是在野黨所關注，也是社會力量所垂詢，因此三台也就同時是政治與媒介問題。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1994年大選過後，民進黨在台北市主政，提供了新的動力，讓政黨及人們對於三台的不滿，得到另一個階段的宣洩及施壓管道。首先是1995年2月18日，澄社等八個社團成立「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三退），要求以股權大眾化（也就是將所有官股及國民黨持有的股份全部賣出）的方式，希望藉此迫使國民黨不能再影響三台的運作。
當時，澄社內外部均曾出現質疑的聲音，認為如果採取這個改革方案，也就是使得三台變成澈底的私有財產，那麼，無論使用名詞是股權大眾化或個人持股不能超過1或2%，終究只能是股權及經營權財團化的意識形態化妝師。在政治人物方面，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謝長廷在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舉辦的會議中（1995年5月）則表示：「將三台納入公共電視體系……才能澈底改革電視體制。」約略在同時出版的《給台灣一個機會》這本標示是「民進黨1995/96競選綱領」的文件中，亦提出了幾乎完全相同的主張，它說：「現存的三家無線電視台，由於多屬官股或長期壟斷國家利益，並使用大量公共資源……應朝『公共化』發展……『媒體改造』必須處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階級劃分，與民主政治體系平等要素之間的固有衝突。」
三退成立後不久（2月21日），台北市政府表示，省府所擁有的台視49%股權，應釋給北高兩市各15%。接著，3月20日三退人員拜訪台北市政府尋求支持。三退隨後陸續在敦化國中舉行演講並發行本運動問答手冊與貼紙、拜會民進黨與新黨立院黨團得到支持。到了5月14至19日，活動漸漸進入高潮，三退在台視大門口舉辦「看三台、批三台」活動。至5月20日，三退發起遊行，估計有4、5千人參加。25日立法院聯席審查廣電法修正案，有關股權修正案（使三台澈底私有化）的提案被否決。
三退受阻於立法院之後，台北市政府持續成為三退施力的槓桿。5月24日，北市新聞處長羅文嘉表示，台視若對三退運動無善意回應，則在7月31日租期屆滿時，北市府將不再續租竹子湖給台視，到時候台視電波將無法發射。其後，北市府籌碼有限，慢慢讓步，三退發起人亦逐漸淡出運動，至2000年3月18日總統大選之後數個月，三退又短暫在報端出現了幾次，惟此時的主導者是前國民黨員的立法委員。
政黨與社會對三台的壓力，除了展現為三退運動之外，也展現在第四個特高頻（VHF，76至88兆赫）電波的配用過程。
最早是在1993年5月，交通部宣布將開放該電波作為「地區」電視頻道。7月，民進黨立委蔡同榮取得經濟部核發執照，准予經營無線電視，但此時新聞局的政策仍不明朗。但到了1994年1月底，新聞局已經宣布，該電波將給私人使用，作為「全國」範圍的電視頻道。消息確立之後，許多在野黨人紛紛叫好，認為這是近幾年來他們向國民黨施壓已經奏效的證明。
1994年6月，蔡同榮與民進黨一些政治人物合組民間全民公司，加入另兩家公司行列，準備申請該段電波的使用權。在新聞局審議本案期間，張俊宏與蔡同榮等人於1995年3月5日在紐約舉行記者會，表示若民進黨再爭取不到第四家無線台，不排除以非和平手段激烈抗爭，可能率眾「砸毀台視、中視、華視中的一台」，張並說這不是「告洋狀」。6月16日，蔡、張的民間全民公司取得執照，並展開籌設，新電視台民視則於1997年6月11日開播。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我們可以說，三退所凝聚對於三台不滿的社會力量，被蔡同榮與張俊宏主導而使用民進黨名義的公司所利用了。
公視正名運動的局限及現況
1990年6月，新聞局成立「公共電視台籌備委員會」，此後八年之內，歷經兩個高潮兩個階段，最後公共電視終告在1998年7月開播。
第一階段，公視的籌備由政府行政部門主導。到了1990年11月，有半數以上籌備委員因為憂心自己成為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表達辭意。1992年9月行政院大幅修正後，通過《公視法》草案，並在10月移送立法院審議。
第二階段，由於社會干預增強，公視籌備工作出現重大轉向。從1992年底，但特別是1993年起，進步公民力量的集結領域，總算爬行到了電視，準備藉由籌建公視，牽動官控商營（或者說是「商控官營」可能更正確些）的台視、中視與華視不得不改革的能量。
由於三台基本上是商業控制，但經營權力掌握在國民黨政府，於是，三台獨攬的電視廣告收益，就分作了兩個部分。其一充作私人特權、國民黨與國庫所有，表現為暴利，亦即至1990年代初期，三台利潤長年超過平均利潤甚多，其中一小部分用來分潤三台員工。其二是三台付給國民黨政府（特別是在選舉期間）的政治租金，表現為政治新聞的偏頗，以及九點等若干時段的播放文宣教化節目。二者狼狽為奸。
按照道理，公民應該取得電視收益的部分，電視的政治租金不應該存在，而私人特權及黨國的部分，若以三台資本報酬率計算，最高以不超過銀行利率為宜。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打破這種電視不正義的局面？1992年秋季，機會來了。
行政院將《公視法》草案送進了立法院。未幾（1992年10月26日），政治大學傳播學院18位專任教師發表公開信，主張未來公視經費之一，應該是徵收自無線電視的電波費。1993年3月18日，跨校傳播科系學生組成傳播學生鬥陣組織，接著串連發聲，他們組成公視立法觀察團至立院陳情，要求「把公視還給老百姓」，抗議「黨政山盟海誓，人民被騙不知」。6月，文化及學術界百餘人成立公共電視民間籌備會（民籌會），明確主張以無線電視年營業額10%作為公視經費來源之一。10月民籌會約50人至立院請願，戴君芳等人的身體原點劇場表演「大風吹、吹我的錢在哪裡？」行動劇，呼喊「三台不繳錢，公視被K死」、「三台賺太多，拿到公視來」。
假使這個主張得以實現，三台總收益不變，卻已分作三份。最大部分，也就是其年營業額的10%，回返社會，而由公視代表運用。剩下的部分則由三台本身及政治租金分配，後者多則前者少，前者多則後者少，是一種競爭關係。由於三台作為事業體的存續，是其員工作為勞動者得以再生產自己的前提，員工的集體組織不能不面對這個新的情勢，也就比較可能或是不得不發為壓力，責成改善三台經營效率，同時減少甚至取消向國民黨政府給付政治租金的額度。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更進一步，假使這個主張實現，領受到意義的不只是三台，它還樹立了原則，日後使用公有電波的電視，也更有可能被要求向三台看齊，量力而按比例繳交電波費，作為改善電視節目品質的專款。就此來說，公視的創建提供了牽動三台表現的線索。三台的財務改變，加上1993年7月底通過的《有線電視法》對系統業者開徵的特許費，將有潛力為台灣的整體電視生態注入活水，為更健康、更有秩序的電視市場奠定合宜的競爭基礎。這樣，現今我們所看到的台灣媒介之紊亂現象，台人每年支出數百億新台幣，無益於台灣影視生產力的培育，反倒是倒貼美國與日本媒介巨賈的奇怪景觀，或許不至於形成。
到了1993年11月8日，這個經費建議在立法院教育等委員會的聯席審查會，以8票對6票通過了。11月18日，由三台組成的電視學會在多家報紙購買半版廣告，聲明前項條文「不僅損及所有股東、員工權益，且勢必影響商業電視台服務大眾之品質，使廣大觀眾權益受損。」此後民籌會與三台及其背景政黨勢力，持續爭鬥。
最為戲劇化的第一個高潮則是，1994年6月17日，三台發動員工約三百人至立院要求刪除經費條款，措詞「公視是扶不起的阿斗，三台不做諸葛亮」、「公視吸血！三台流血」。公視民間籌備會除在現場散發〈針對三台員工至立院遊說的立場與說明〉，以致與三台部分員工衝突之外，並得到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委會）的支持。工委會指三台工會「自私自利，淪為資方馬前卒……應受工人和社會大眾嚴厲的譴責」。至6月21日，民籌會再結合十多個社團至立院遊說並至新聞局抗議，散發九家報紙在18至21日四天之內所刊載的20篇公視報導及評論的彙編，籲「請國民黨立委尊重輿論！請新聞局官員從善如流！」
此後，有關公視的活動及新聞，轉趨沉寂。兩年多之後，1996年12月13日，立法院院會又刪除向商業無線電視台徵收部分經費的條文，公視前景更呈低迷。始料未及的是，到了次（1997）年4月16日，由於國民黨中央政策會以30分鐘倉促決定廢台，反倒再讓社會不滿的力量得到集結施壓的機會。相關評論在此後兩星期之內高達102篇，立法院前也一度麋集學生、教師等抗議人潮，可說是公視建台過程的第二次高潮。至5月31日，《公視法》在5小時內歷經了48次表決，完成了三讀的立法程序。
無線電視民主化與公集團電視的推動
無線電視民主化的推動，是社會追求民主化的一環、是社會追求整體媒介民主化的一環，是追求所有電視民主化的一環。它在2000年成為社會運動者的訴求目標，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承繼先前媒介改革活動的性質。
說偶然，是因為運動的發起緣起於1999年夏秋之時，多位發起者參與了陳水扁競選總統媒介藍圖的寫作。2000年3月18日，陳當選總統，參與寫作者判斷，不能坐等陳主動落實主張。接下來的課題是，藉由什麼方式才能設法漸次往前推進，讓特定政治人物的選舉文宣，特別是其中有關電視改革的議題，轉變成多數政治人物能夠接受的共識與政策，以求落實。
說是承繼，那就更為明顯。如前所述，戰後至1980年代，媒介改革／社會運動經常與選舉有密切關聯，到了1990年代才有所改變，無論是退報、地下電台、901遊行、三退，或是成立於1999年的「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選舉色彩均已下降，特別是公視正名運動更是非關選舉。在此基礎之上，無線電視民主化運動才得到了空間，亟思開拓選舉之後的情勢，有所作為。
走出選舉的格局，意義是媒介改革／社會運動的相對自主及獨立性格已經強化。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這一波的無線電視民主化改革活動，主要由傳播學術界結合學生與記者，從2000年3月底起，綢繆發動。他們對內提出「運動是生活．運動是健康．運動是趣味．運動是知識」的訴求，凝聚共識，導引認知。對外則他們提出「反對澈底私有化．台視華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無線電視民主化」的主張。
歷經七個多月的籌備與擴大之後，該社團於2000年11月19日成立，共有117人共同發起，名稱定為「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無盟）。從2000年3月至2002年10月，無盟從籌組階段至正式運作，總計召開內部會議近30次，拜會立法院主要政黨及個別立委超過50次，無盟成員並有多人參與新聞局相關研究案，運用各種可能機會在報章雜誌或電台說明無盟的主張，也力求與改革對象的台視與華視之工會與主管階層，展開對話，寄望從溝通中尋求支持。
另外，從2001年4月起，連續兩個月，無盟在台灣從南到北，與主要大學社團聯合舉辦「十萬青年救電視」的校園座談，總計有15場。從2001年5月23日起則每週發行電子短訊與短評。
無盟的主張承繼籌備期間的主軸，也就是焦點目標鎖定台視與華視的「公共」化。藉由改造台視與華視，使直接與它們競爭的中視與民視，不能不跟隨調整而走向「專業化」，最終再賦予改革有線電視，也就是整體電視生態的契機。
鎖定台視與華視，主要是基於必要性與可行性的雙重考量。
就必要性來說，很多人認為，當前（1990年中後期以來）的電視頻道有7、80個，無線電視還有那麼重要嗎？如果不那麼重要，僅占有無線電視之半的台視與華視，那就更不重要了。
然而，至2000年，有線電視的廣告收入（176億）才首度超過無線四台（130億）。有線頻道平均一家收入在2至3億，無線則平均一家30多億，就此來說，無線電視的影響力顯然仍舊可觀。
就可行性來說，有線電視業界與立法部門的利益糾結深刻，展現在兩大層面。第一，至2001的八年多以來，《有線電視法》所要求它繳交的有線電視特種基金，業者仍然有辦法讓法律暫時失效，自己也就分文未繳。第二，1999年元月與2001年元月，業者力量均有效動員立法委員，以奇襲方式修正《有線電視法》，使其對本身更為有利。在此格局下，即便政府有意從結構層面改造有線電視，遭受阻力將極大而難以推動，何況政府受其利益團體遊說，很可能根本就無意作此調整。
無線電視方面，台視與華視的主要股份，仍然為財政部及國防部與教育部持有，「只要」行政部門恪守陳水扁媒介藍圖的精神，「只要」社會力量集中就此要求，那麼，相對於對其他電視資源的改造可行性就增加。
調整兩台產權及經營權之後，無盟的訴求是兩台藉由聯合而朝向與公視合併的改革方向前進。藉由公集團電視的組成，發揮規模經濟的作用，增厚實力，以在未來變化多端的電視環境中，維持一定的表現水平。至2002年10月，公集團電視運動的前景仍不明確。
結語
在歐美，箝制傳媒自由的壓力，從大約19世紀中葉前後，慢慢從國家轉到了資本積累的動能。初版於1981年，至2002年增修至第七版二十多印次，有關英國傳媒歷史的著作《有權無責》（作者是James Curran與Jean Seaton，魏玓、劉昌德譯）說「19世紀中期並沒有開創報業獨立自由的新紀元……〔而是〕出現了一個新的報業檢查系統」，正是這個意思。
雖然較晚進入此一軌道達一百餘年，但台灣傳媒的歷史格局並未脫離這個命運，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傳播權的運作實際上受到了國家及市場的雙重壓抑。弔詭的是，糾正傳播權之扭曲，又得依賴國家以更積極的認知，對市場秩序展開更有效的調節。其間涉及了國家的雙重性，或者，套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赫狄厄的生動用語，這是國家的左手與右手之交鋒。追求媒介自由的人（包括社會運動者），對此宜有體認，群聚而起，溝通社會，發為壓力，責成國家之左手進場，提出「適當的干預手段……以帶來……自由和解放」。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英國李斯特（Leicester）大學博士、政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台灣媒介一百年：國家、政黨、社會運動》（麥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