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年初四大老公開信要求蔡英文不再連任後，李遠哲又發起公開連署，要蔡「放棄一己之私，以民進黨前途及台灣興衰絕續為念，知所進退」。他的動作引起「蔡英文們」反彈是意料中事。但藍營政客及媒體罵他「信用破產」而跟著反彈，卻不近情理。他們忘掉，李遠哲不只擁有台灣唯一諾貝爾獎光環，而且具備公共知識分子良知及人格；在政黨熱中黨同伐異、維護一黨之私，媒體又大多棄守第四權、加入黨同伐異啦啦隊的現在，台灣特別需要具備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來制衡政黨，維護民主共同體利益！
藍營厭惡李遠哲，不始於教改爭議，而始於他2000年以「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力挺陳水扁，2016年又支持蔡英文選總統。藍營的邏輯就是「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一定就是台獨）」，1990年代初他們對李登輝當政，反應正是如此。而藍營這次罵李遠哲「信用破產」，理由是他既力挺阿扁，當阿扁被貪汚起訴時，為何又「建議陳總統考慮去留」；他既支持蔡英文，為何如今又指她「明目張膽，恣意妄為，既不謙卑，也不溝通」。明顯的他們認為李遠哲「識人不明」，信用早已破產，沒資格再推薦或評斷任何人。
問題是，具備公共知識分子良知的人並非全知全能上帝，只能根據民主需要或普世價值推薦政治人物，並在「正義」與「秩序」之間選擇前者。進步人士經常選擇正義（如司法正義、政治民主、政黨公平競爭、黨內公平初選、中國大陸的「維權」），保守人士經常選擇秩序（如維持現狀、現任優先、抗拒改革、抗拒轉型正義、中國大陸的「維穏」）。在廿世紀之交，法國「德雷福斯寃案」激發知識分子良知呼聲響徹西方時，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最能代表該呼聲，書中許多話就類似李遠哲的勇於仼事（如推薦較適合的人及事）及勇於改過（當發現所託非人時），諸如：
「倘使活著不是為了糾正錯誤、克服偏見、擴大胸襟，活著又有何用？」
「我們知道我們會錯，但我們一旦發現錯誤，我們會比別人批判還更嚴厲；我們願意每過一天都和真理更近一步。」
「別人都給種種社會關係、面子問題網羅住、束縛住了，但我不，我沒有束縛，我不是這個圈內的人。因此，我不必依附誰，也毋須跟別人一樣心照不宣。」
「凡是預感到這個不甘滅亡的民族還能振衰起敝的人，都該把這個民族的劣跡惡習盡情暴露、恣意剷除，尤其要剷除那些依靠這些劣跡惡習寄生的敗類。」
法國「德雷福斯寃案」讓法國重要知識分子如法朗士、馬塞爾、普魯斯特、紀德等人（其中好幾位後來都獲得諾貝爾文學奬）全團結起來，左拉的《我控訴》一文對社會的感召力更如潘恩《常識》對北美十三州獨立運動的感召力。左拉為了「伸張普遍正義」，力言一旦暴力和欺騙成為政府手段，這種政府就失去了道德合理性，這時公民的責任就是反對它；「一個政體不能贏得人民尊敬，它就不可能長久且必將沒落。」結果，左拉感動了千千萬萬人，不只德雷福斯最終獲得無罪平反，而且「知識分子」一詞在法國盛行，成為「社會良知」代名詞。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李遠哲為什麼不叫賴清德知所進退呢？ ｜ 更多文章 ）
誠然，在一個結黨營私及黨同伐異蔚為風潮的社會中，知識分子的良知必然使他們備覺寂寞，為所有黨派排斥。但孟子說得好：「自反而縮（自問合乎正道正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知識分子之需要有如此勇氣，因為正義需要有人維護、社會需要進步（不能任由法治及民主倒退）。當號稱「第四權」的媒體承擔不了這個責任時（哈伯馬斯指出，在大眾傳媒時代，金錢和權力侵入媒體，公共領域解消及喪失了對權力的批判，往往淪為幫閒、打手或被封口；他稱此為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具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就該責無旁貸接起這個擔子。
.jpg&g=sm&h=200&resize=fill&w=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