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餘專欄:台灣需要知識分子制衡政黨!

2019-06-10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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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研院長李遠哲當年挺扁,如今要蔡英文退選。(甘岱民攝)

前中研院長李遠哲當年挺扁,如今要蔡英文退選。(甘岱民攝)

繼年初四大老公開信要求蔡英文不再連任後,李遠哲又發起公開連署,要蔡「放棄一己之私,以民進黨前途及台灣興衰絕續為念,知所進退」。他的動作引起「蔡英文們」反彈是意料中事。但藍營政客及媒體罵他「信用破產」而跟著反彈,卻不近情理。他們忘掉,李遠哲不只擁有台灣唯一諾貝爾獎光環,而且具備公共知識分子良知及人格;在政黨熱中黨同伐異、維護一黨之私,媒體又大多棄守第四權、加入黨同伐異啦啦隊的現在,台灣特別需要具備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來制衡政黨,維護民主共同體利益!

藍營厭惡李遠哲,不始於教改爭議,而始於他2000年以「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力挺陳水扁,2016年又支持蔡英文選總統。藍營的邏輯就是「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一定就是台獨)」,1990年代初他們對李登輝當政,反應正是如此。而藍營這次罵李遠哲「信用破產」,理由是他既力挺阿扁,當阿扁被貪汚起訴時,為何又「建議陳總統考慮去留」;他既支持蔡英文,為何如今又指她「明目張膽,恣意妄為,既不謙卑,也不溝通」。明顯的他們認為李遠哲「識人不明」,信用早已破產,沒資格再推薦或評斷任何人。

問題是,具備公共知識分子良知的人並非全知全能上帝,只能根據民主需要或普世價值推薦政治人物,並在「正義」與「秩序」之間選擇前者。進步人士經常選擇正義(如司法正義、政治民主、政黨公平競爭、黨內公平初選、中國大陸的「維權」),保守人士經常選擇秩序(如維持現狀、現任優先、抗拒改革、抗拒轉型正義、中國大陸的「維穏」)。在廿世紀之交,法國「德雷福斯寃案」激發知識分子良知呼聲響徹西方時,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最能代表該呼聲,書中許多話就類似李遠哲的勇於仼事(如推薦較適合的人及事)及勇於改過(當發現所託非人時),諸如:

「倘使活著不是為了糾正錯誤、克服偏見、擴大胸襟,活著又有何用?」

「我們知道我們會錯,但我們一旦發現錯誤,我們會比別人批判還更嚴厲;我們願意每過一天都和真理更近一步。」

「別人都給種種社會關係、面子問題網羅住、束縛住了,但我不,我沒有束縛,我不是這個圈內的人。因此,我不必依附誰,也毋須跟別人一樣心照不宣。」

「凡是預感到這個不甘滅亡的民族還能振衰起敝的人,都該把這個民族的劣跡惡習盡情暴露、恣意剷除,尤其要剷除那些依靠這些劣跡惡習寄生的敗類。」

法國「德雷福斯寃案」讓法國重要知識分子如法朗士、馬塞爾、普魯斯特、紀德等人(其中好幾位後來都獲得諾貝爾文學奬)全團結起來,左拉的《我控訴》一文對社會的感召力更如潘恩《常識》對北美十三州獨立運動的感召力。左拉為了「伸張普遍正義」,力言一旦暴力和欺騙成為政府手段,這種政府就失去了道德合理性,這時公民的責任就是反對它;「一個政體不能贏得人民尊敬,它就不可能長久且必將沒落。」結果,左拉感動了千千萬萬人,不只德雷福斯最終獲得無罪平反,而且「知識分子」一詞在法國盛行,成為「社會良知」代名詞。

獨派四大老刊登報紙廣告呼籲蔡英文總統宣布不連任,釋出行政權。(翻攝自自由時報)
年初,包括李遠哲在內的四大老刊登報紙廣告呼籲蔡英文總統宣布不連任,釋出行政權。如今民進黨初選在即,李遠哲再次發起連署籲蔡英文「知所進退」。(翻攝自自由時報)

誠然,在一個結黨營私及黨同伐異蔚為風潮的社會中,知識分子的良知必然使他們備覺寂寞,為所有黨派排斥。但孟子說得好:「自反而縮(自問合乎正道正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知識分子之需要有如此勇氣,因為正義需要有人維護、社會需要進步(不能任由法治及民主倒退)。當號稱「第四權」的媒體承擔不了這個責任時(哈伯馬斯指出,在大眾傳媒時代,金錢和權力侵入媒體,公共領域解消及喪失了對權力的批判,往往淪為幫閒、打手或被封口;他稱此為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具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就該責無旁貸接起這個擔子。

承擔「第四權」而受各黨各派排斥的知識分子雖是「極少數」,責任卻無比重大。美國公共知識分子兼政論大師李普曼《不可或缺的反對派》一文即說:「反對派必不可少。一位優秀政治家從對手學到的東西,永遠多於從狂熱支持者那裡學到的。除非反對者向他指出危險所在,他極易被支持者推向災難。所以若足夠明智,他會經常祈求從朋友(支持者)那裡解脫出來,因為他們會毀掉他。他也應當祈求始終有一些反對者給予批評指正,使他保持理性及明辨是非,雖然個中滋味苦澀。」這篇文章所指的反對者更像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黨同伐異、結黨營私的另一群人。

知識分子具備道德勇氣而政治黨派缺乏道德勇氣,看似不可思議。但年事稍長者只要讀過尼布爾《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及群眾心理分析家如勒邦、賀佛爾的著作,他們就能豁然開朗或釋然於懷了。尼布爾發現人的群體及黨派行為很少受到理性與良知控制,比個人更難克服自我中心主義,也比個人更從低級衝動出發,個人的利他主義(愛國、愛黨)在群體中經常表現為群體自私自利(英國約翰生不是說「愛國是惡棍最後的庇護所」嗎?),所以他斷言「群體的道德低於個人的道德」。

而勒邦則說,進入群體(包括黨派)中的個人,在集體潛意識作用下,會產生如「動物、白痴、幼兒、原始人」的變化。經濟學家熊彼得也讚揚勒邦有效闡明了個人在群體影響下,思想及道德、文明約束力消失,原始衝動及犯罪傾向突然爆發。更不必說馬克斯.韋伯談政治做為一種「志業」時,指那些虛榮而無責任感的政客將成為演員,滿口謊言做作,「虛榮心使政客追求耀眼的外表(例如從前對人冷淡不理,現在為了選票到處討好),缺乏責任感使政客沈迷於毫無內涵的權力慾不可自拔(例如明明是文書、口號及小圈圈治國的人,為了戀棧權位竟吹噓自己施政如何高明、國家如何不能沒有他領導)。」

長久以來,有良知知識分子一直是讀書人嚮往的境界。中國明代東林黨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聯語名垂千古。中共毛澤東時代鄧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反毛詩句同樣古今輝映,發人深省。處於今日朝野主要政黨熱中黨同伐異、維護一黨一派一姓之私,媒體又大多棄守第四權、成為黨同伐異啦啦隊情況下,台灣特別需要具備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來制衡政黨,維護民主共同體利益!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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