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老令人尊敬，是因為他一直在行使一個知道分子的「不沉默權」。
茅于軾有沉默權（或者叫不發言權）沒有？當然有，人人擁有不發言權，但如果人人不發言，那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無言的社會。「路人道之以目」並不是人們在行使自己的沉默權，而是人們被迫沉默。被迫沉默，是因為暴政製造恐怖，使人們不敢發言，當統治者剝奪了人們的發言權，爭取或行使不沉默權，才是知識份子應該行使的神聖職責。
人類是因語言而存在的族類。哲人說過我思故我在，而在當代社會中，我言故我在。
知識份子作為個體，沒有任何一種法律可以令其不沉默，但作為一個群體，一個職業，卻沒有不發言權。人類社會作為語言的存在，核心在發言權。而執義仗言的職責，首先應該由知識份子來擔當，如同在戰爭之時，保家衛國的責任，首先由軍人擔當一樣，不可推卸。
近期學界關於知識份子的沉默權問題出現爭論，事情源於對錢鐘書的太太、作家楊絳逝世的追思，網路上有聲音認為楊絳不應該被尊敬，因為他們在很長的歲月裡，對無良政治保持了「沉默」。但也有文章揭示出無論是文革之時，還是八九民運過程中，錢楊夫婦都以自己的方式與專制不合作，或者以自己的方式發聲。通過爭論達致真相，這需要一個過程，人們在論爭過程中，看到更多的資訊，不同的視角使現實人物真為真實立體。
對個體的評價，反映了評論者對社會的立場、態度，也可以見出其評價標準，對知識份子群體提出不沉默權，是基於道義的責任，統治者或政府無道之時，守衛道義者，捍衛法律正義者，當然首先是知識份子群體，而不可能是其它領域的人士。如果有觀點認為，暴君太殘忍，社會狀況太惡劣，家庭情況太特殊，所以自己有保持沉默權，這顯然是把個體與群體混為一談，沒有一個人通過發聲或揮舞道義大棒，就可以驅逼一個知識人去抗爭去發言。讓人不保持沉默的，只會是手執公器的公權力，所以，通過個體或時代具體情景，來為知識份子的所謂沉默權辯護，是失當的。
譬如憲政民主社會裡，公民應該投票，但公民當然有不投票權或棄票權，這二者並無矛盾，替知識份子擁有沉默權辯護者只要思考一下，如果憲政民主社會，公民都不投票，這個制度還有存在的意義嗎？在一個不義的政治生態中，如果知識份子都保持沉默，知識份子還叫知識份子嗎？這個問題的實質是，知識份子在技術知識之上，是不是要有道義擔當。如果都沒有，或者不能形成對政權的抗衡力量，這個社會必然淪陷。如同軍人對入侵者沒的抗擊能力，國家必淪陷。
茅于軾宣導常識
某種意義上，中國社會政治自清末洋務運動就一直在搞改革開放，一直在追尋民主憲政（從君主立憲到党主立憲），而中國知識份子們，則一直在致力於文藝復興與思想啟蒙。政治思想與文化領域，從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從天安門四五運動到北京八九民主運動，知識份子群體在社會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當然，也是悲劇性角色。這裡，人們面臨的問題是，知識份子是否應該審時度勢，根據自身安危來決定是否發言或干預社會。
知識份子不僅要傳播傳承知識，更要主張正義，如果知識與正義不相伴，那麼知識就是工具化的技術，社會正義不僅得不到主張，社會進步更是不可能。
我們翻開茅于軾先生寫的微博與博客文字，發現茅老並不致力於顛覆或推翻當政者，而是致力於講道理，普及常識。而其有火力的批判文字，也是對著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文革罪魁禍首，而對文革的否定，中共也有定論，認為這是毛發動的運動，給國家人民帶來災難。
不知道什麼原因,茅老的新浪博客在當年十月份就停止了更新,但他的新浪與騰訊微博卻一直保持著溫和的發言狀態。通過他的微博，這些碎片化的資訊，我們仍然能感受到他永不停息的對社會的觀察與思考，批評與建言。
我們注意到，茅老的微博，2016年主要關注與思考的話題是：
人均GDP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兩回事；一切間接稅的稅賦都會轉嫁給別人；天則所課題組啟動了對《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方案》的研究；中國憲法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33條和35條）；全世界的列強：英美德日俄等等，哪個國家對中國最壞？哪個第二？在文革中任何人都沒有生命財產的保障，上至國家主席和省部級幹部，下至黑五類，人人自危；天則所的員工薛瑞傑母親患白血病，他家是農村的，收入有限。我已為他捐款壹萬元，天則所的員工也紛紛解囊；當局鼓勵大家創新。但要知道創新的前提是自由，沒有自由哪談得上創新；各人都愛自己的國家，仇視別的國家，就容易發生戰爭。所以普世價值裡沒有愛國這一條；市場是無數自利的人互相服務而形成的，不是靠大家無私奉獻做起來的；為什麼要有憲法？就是給你一個依據和說法；什麼是公平？是行為的約束條件相同。你能做的我也能做；我不能做的你也不能做；衛計委的人說，計劃生育至少再堅持20年。好大的決心！不怕和人民作對20年；國際上有一個「納稅人組織」，是一個國際組織。各國也都有自己的「納稅人組織」。他們的目的是相同的，即監督政府對稅收的使用；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是沒有敵人的。沒有敵對勢力，更沒有階級敵人，只有罪犯或犯罪嫌疑人；馬克思在百多年前就批評當時德國的報刊檢查制度。等等。
上述這些文字，說的都是些常識，覆述常識或者闡明常識，許多學者不願俯身而為之，但茅老卻不厭其煩，關於言論自由問題，他既引述了憲法相關條文，又引論馬克思當年關於反對快報審查的文字，而關於稅收，茅老告訴網友，間接稅收對他人的轉嫁，而世界各國，納稅人都有組織地關注與監督自己交稅的用途，以此監督政府。憲法的價值，看起來沒有用，但它的卻是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依據，只有通過憲法，才能最終討得一個說法。如果像文革那樣，不僅普通百姓，連各級官員甚至國家主席，都可以蒙受冤獄。茅老還用簡潔的文字說明：愛國不是普世價值，而愛財卻是合理的個人追求；作為天則所的名譽理事長，他不忘為天則所的課題進行宣傳，譬如天則所啟動的《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方案》的研究，還有系列專題講座。與他關注安徽女孩手上凍瘡一樣，他還關注自己機構年輕人的家人，來自農村的工作人員家人生病，茅老捐款一萬元，並動員其它人士捐款。
如果按照傳統道德觀，我們完全可以說，茅老既是義者，又是仁者，還是智者，而生活中，他是謙謙長者，所以還是一位賢者、禮者，在許多人不敢言、以保持沉默以免引來麻煩的現實生態中，他保持著溫和地寸步推進，所以他也是一位勇者。
是的，木秀於林，風易摧之，但一萬個學者都在說，狂風還易摧之嗎？十萬百萬個學者在說理，說常識，整個社會生態氣候就會改變了，狂風就難以裹起風沙，一片一片的樹木就難以被風沙埋沒。所以，怕才可怕，社會需要無數的知識份子勇敢說真話，普及常識與宣導普世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