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與「國體」:《台灣翻譯史》選摘(1)

2019-10-08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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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文言小說卻始終占有一席之地。(網路示意圖)

漢語文言小說卻始終占有一席之地。(網路示意圖)

回顧臺灣小說發展史,日治時代是主要的奠基時期,在此一階段,倘就臺灣文人創作而言,漢語文言小說最早出現,其後雖有漢語白話、日文作品,乃至臺灣話文小說的競爭與挑戰,但漢語文言小說卻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不過關於漢語文言小說,早在大正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乍起,張梗就曾發表〈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文,對於漢語文言書寫的「舊小說」進行抨擊。他不僅貶抑這些多半刊登在新聞紙上的文言小說的價值,並指摘此類小說的書寫不外乎「妖精鬼怪」、「飛簷走壁」、「才子佳人」、「封王掛帥」,隱含高度「程式化」的通俗情節,或只是不斷重複志怪、武俠、言情、歷史類型的單調創作模式(張梗,1924);然而,事實是,這些被視為通俗而不入流的「舊小說」,無論在遭逢張梗的強烈指責,或面對1920年代白話嚴肅小說的蔚然興起,在1930、1940年代的《三六九小報》,以及《風月》、《風月報》、《南方》等報刊中,依然還有另一波寫作的高潮在持續著。

且,如果吾人進一步重探這些時人眼中屬於「舊派」的漢語文言小說,將會驚訝發現,由於日治時代的臺灣正處於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故這些以文言文為載體的小說,在寫作上不乏受到世界文學的刺激與影響,從而出現了「從東亞到西方」各式文本、文類、文化的跨界移植進入臺灣小說界的現象,最終甚至有了形形色色的生產與再製,而別具意義。例如:李逸濤改寫了朝鮮名著〈春香傳〉,魏清德〈還珠記〉針對英國柯南道爾〈綠玉冠探案〉予以改造(王品涵,2017,頁65-83);而中國《西遊記》、《聊齋誌異》、《封神演義》諸書,在臺灣也有模擬續衍之作,如洪鐵濤〈新西遊記補〉、〈續聊齋〉系列,以及許丙丁〈小封神〉等(阮淑雅,2010)。當然,由於殖民統治之故,日本文學也被大量傳播來臺,卒而成為臺灣漢文小說的重要養分與淵源,箇中情形頗堪玩味。

針對上述臺灣漢語文言小說與世界文學的接觸現象,筆者過去曾經從「現代性」(modernity)的視角予以剖析,嘗試說明這些域外經驗的汲取,著實豐富了本地的文學命脈,尤其有利於臺灣小說「文學現代性」的建構與生成。而本文則擬在「跨文化研究」、「翻譯研究」方法論的啟發下,更進一步考察、挖掘臺灣與域外文學互動時所帶來的「關係性」,以及其間引發的抗拒、拉扯情形。換言之,本文意欲更深入描繪域外文學來到臺灣時,在不同跨文化/跨語際交流情境下,臺灣所衍生的文學/文化的美學/書寫交換政治(politics of exchange),進而凸顯出臺人自我表述與因應蛻變的歷史圖像。而在省思「從東亞到西方」各種不同文學來源的跨界現象中,此處所要特別玩味的是,「日本文學」在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的跨界行旅歷程,這是有感於一般在討論臺灣漢語文言小說時,極易發現其與中國文學的淵源關係,但往往忽略了日本文學帶來的刺激和影響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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