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古代中國，祭祀和軍事是一個國家最重要之事。對於現代中國，軍事的角色更加複雜一些。
70年前，中國共產黨剛剛建政，當時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軍事支出卻一度佔到財政的45%，作為對比，堅守強軍政策的朝鮮在2013年公布的軍費佔財政比為16%；之後在「韜光養晦」策略影響下，中國的軍事則處在發展戰略的邊緣。
儘管國際社會對中國軍費的透明度存疑， 對中國是否存在隱形軍費的爭議不斷 ，但是軍費依然是觀察現代中國一個有價值的指標。橫向比較下，70年來，中國軍費有數次急漲和急跌，恰好與這個國家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件相吻合。
我們選取中國軍費劇烈波動的幾個時間點，以此回顧中共建政70週年的歷史。
1949-1954：韓戰、西藏與台灣問題致軍費首次飆升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軍費經歷了第一次急漲和急跌—軍費從1950年的28億元，上漲到1953年的75億元，佔財政比例高達35%-45%；1954年，回落到58億元，佔財政比例也回落到23.7%。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中國很多地方戰事未消。
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主要軍隊撤退到台灣。但中共的解放軍持續追擊，10月25日，三野部隊三個團九千餘人在台灣離島金門登陸，與島上兩萬多國民黨守軍激戰，最後因缺乏後援而全部戰死或被俘。
這一戰役被視為解放軍自建軍以來唯一一次完敗，也被國民黨看作得以和共產黨在海峽對峙的決定性戰役。
金門戰鬥（國民黨方面稱「古寧頭戰役」）雖敗，但解放軍並未放棄。1950年，進攻台灣成為這個新成立國家的首要任務：從蘇聯購買了大量戰機，並在四月和五月先後成立空軍作戰部隊和海軍艦隊，三個兵團、十二個軍共50萬兵力整裝待發。
密集的軍事備戰消耗大量軍費。因此，1950年軍費佔政府財政收入的45%之多。然而，這些軍備沒來得及用在台灣身上。
1950年6月26日，朝鮮戰爭（即「韓戰」）爆發的第二天，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維和」，實際上挫敗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計劃。
雖然國內百廢待興，但在蘇聯的影響下，中國派出百萬「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以落後的武器裝備與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一流裝備的聯合國軍短兵相接。
不過，中國軍隊是以「志願軍」名義赴朝，以示中國沒有跟美國直接宣戰。
美國也意會到這一點，為免與中國全面開戰，美國警告蔣介石如果乘朝鮮戰爭之際「反攻大陸」，其第七艦隊將予以阻止，國民黨軍隊也未被允許參加朝鮮戰爭。
1951年2月，噶廈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4月抵達北京，與剛成立不就的中國政府談判，一個月後雙方簽訂協議，中國對外宣稱「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局勢平息後，朝鮮戰爭繼續打了兩年，根據中國官方數據，這場戰爭中國犧牲達18萬人之眾。直到1953年7月27日，參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朝鮮人民軍、聯合國軍在板門店簽署朝鮮停戰協定，宣佈停戰。
中國官方經常自豪地引用當時簽字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將軍的話——「我成了歷史上籤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
在美國，這場戰爭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後來的越戰之間，規模和歷史影響都要小得多，因此也被稱為「被遺忘的戰爭」。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以及中國在西藏等地的局勢逐漸平靜，中國軍費在1954年大幅下降。中共建政初年的第一次軍費飆升就此結束。
不過，朝鮮半島核問題在半個多世紀後演化成最嚴重的國際問題之一，當前世界仍然活在朝鮮戰爭的陰影下。台灣問題和「藏獨」問題也依然是中國最為重要的政治議題。
1955-1960：軍費再次漲跌背後的核武器發展與「大饑荒」 1954年軍費急劇下降後，1955年再次上升，雖未至戰時水平，但也大幅增長12%——背後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中國在這一年初啟動了核武器研製計劃。
中共領導人在朝鮮戰爭和第一次台海危機時，多次被美國「核威脅」；刺激之下，剛好又在中國廣西省富鐘縣發現了鈾礦，核武器研發被擺上日程。
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上馬核武器研發計劃，但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蘇聯撤走在華專家，中國獨自繼續研發。
一個插曲是，1963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對日本記者團稱，不管中國有多窮， 「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
日本媒體以《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為題予以報道。 當時香港《明報》主編金庸寫下社評《寧要褲子，不要核彈》，其中寫道，「一個政府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實說，那絶不是好政府......一個人民沒有褲子穿的國家，即使勉強製造了一兩顆原子彈出來，這個國家也是不會強盛的，而這個政府是一定不會穩固的。」
這篇社論引發金庸與香港左派報紙曠日持久的論戰，無意中成就了《明報》。
1955年到1960年，中國的軍費保持平穩，但佔財政比例不斷下降，1960年降至10%左右，這是中共建政前35年的最低點。
軍費佔財政比例這麼低，不是因為花少了，而是因為財政收入急速增長。1958年到1960年間，中國開啟「大躍進」，GDP增長11.5%的情況下，財政收入上漲了50%。
1958年2月份，《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明確提出國民經濟要全面大躍進。「二五」計劃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在獲得毛澤東的肯定後又提出「兩年超英」的口號。
「浮誇風」刮遍全國，高報和虛報糧食產量，從1958年開始，首先是湖北省先提出來畝產一萬斤，之後大家攀比，越吹越高，最後天津東郊的一個生產隊竟然提出他們的畝產達到12萬斤。
為了配合大躍進，農村開始大辦人民公社，辦大食堂、吃大鍋飯等。沒有人儲備糧食，已有糧儲也很快被用光。
大量農村人口進行大煉鋼鐵，不種糧食，轉而去砍樹，燒鍋爐，煉鋼鐵，但只煉出廢鐵和廢渣，農業生產卻受到極大損害。
這些情況短時間內推高了財政收入，但卻在1960年自然災害來臨之際，造成大饑荒。中國知名記者楊繼繩在其著作《墓碑》中說，1958-1962年造成非正常死亡3600萬人。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和估算，中國當時的死亡人口大約在3000萬到8000萬之間。
經過極端困難的大饑荒，中國軍費也在1961年降至十年來的最低水平，50億元。
1962-1971：中印戰爭與冷戰陰影下軍費逆境上漲 很快，1962年中國軍費再次上漲。這一年，中國和印度之間爆發一場邊境戰爭。
戰爭的起因與西藏不無關係。雖然1951年中國政府宣佈和平解放西藏，但1959年解放軍與藏族軍民發生嚴重武裝衝突，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張西藏獨立，後來又主張「大藏區自治」。對於1959年發生的藏區騷亂事件，中國政府稱其為「西藏叛亂」，並將軍隊鎮壓稱為「平叛」；而達賴喇嘛的支持者稱事件為「西藏起義」。
《紅星照耀西藏》（Red Star Over Tibet）一書的流亡藏人學者達瓦·諾布（Dawa Norbu）說，早在1959年西藏起事前，在四川和青海達賴喇嘛管轄外的藏區，中國已經開始推行人民公社，搞「大躍進」，還以階級鬥爭為名摧毀寺院，強迫僧人還俗。這些做法都增加了當時西藏噶廈政府官員對中國政府的猜疑。累積的怨氣在1959年3月10日爆發，中國官方的說法是西藏軍區政委張經武邀請達賴喇嘛到西藏軍區看戲，但許多藏人認為中共要劫持甚至殺害達賴喇嘛，於是藏人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爾卡，阻止達賴喇嘛赴約，並喊口號要求漢人離開西藏。隨即，拉薩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解放軍鎮壓了藏人騷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1956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元帥去拉薩祝賀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三年後西藏發生了騷亂，遭到解放軍鎮壓（資料照片）。 中國因此指責印度干預中國內政，兩國關係惡化。英國記者內維爾·馬克斯維爾（Neville Maxwell）稱，1962年前後，印軍在民族主義的推動下，不斷實行「前進政策」向中印邊境推進建立軍事據點，甚至越過麥克馬洪線前進到藏南其它地區，雙方小規模邊境摩擦愈演愈烈，互相指責對方發動進攻。
在這場一個月的戰爭中，公開資料顯示，後勤增援困難的解放軍僅動用了兩支駐藏師級部隊，未使用空軍和坦克等重型武器，死亡722人，傷1697人；而有空運和其它後勤支持的印軍陣亡及失蹤人數超過3000人，被俘3968人，還有1000多人受傷。印軍3個旅被殲滅，3個旅受到重創潰退。一名少將旅長死亡，一名少將旅長被俘。
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中的中國解放軍軍人。印度認為這場邊界戰爭是中國在背後捅了印度一刀，而中國認為是對印度侵略的自衛反擊。 印度將1962年戰爭視為國家的「奇恥大辱」，在後來半個世紀裏，大力進行國防基礎設施建設，不惜重金從國際上購買最先進武器，並將全國兵力約三分之一部署到北方，在中印邊境地區部署兵力是中國的4倍。
中印戰爭的同時，中蘇關係惡化，越南戰爭爆發，這些因素讓中國的軍費在1962年開始進入長達十年的高漲週期，佔財政收入的比例也從最低時的10%一路上漲並穩定在20%左右。
這個時期，中國奉行毛澤東的「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戰略，軍隊員額比戰爭時期不減反增，在1969年達到631萬人。1971年，中國軍費達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的最高點，169億元。中國繼續深陷東西對峙的冷戰格局，也是在這一年，中國向正在與美國開戰的越南，無償援助36.14億元，總外援金額70億，是建政以來最多的一年。
1979-1985：中越戰爭與改革開放初期軍費先揚後抑 中國軍費開支又一次非正常波動發生在1979年，此時毛澤東去世，鄧小平逐漸接掌權力。
中國與不久前自己還在竭力援助的越南，爆發了一場短促而慘烈的戰爭，中國軍費達到建政以來創紀錄的223億元。
1979年2月，解放軍在一個月的時間內，突入越南境內，佔領越南北部20餘個市鎮，隨後快速撤退，並摧毀越南北部的基礎設施。撤出後越南人民軍恢復對這些市鎮的佔領，也宣佈自己獲得勝利。
中國稱其為「對越自衛反擊戰」，越南則稱之為「反中國擴張主義戰爭」。中國官方數據稱，中國死亡7000人左右，受傷將近1萬5千人左右。越軍傷亡大約8萬人。
對於戰爭原因，美國空軍戰爭學院張曉明博士曾向BBC中文表示，鄧小平認為蘇聯持續軍事擴張，經濟狀況惡化，其國內俄羅斯和其他少數民族矛盾加劇，使蘇聯可能在1985年發動對外戰爭。鄧小平相信，越南將與蘇聯結盟，使得中國面臨的威脅不僅來自北方，也來自南方，他認為對這種情況中國必須要採取行動。
因此，發動一次對越南的懲罰性攻擊，將會打擊蘇聯的全球擴張戰略。張曉明認為，最終，中國領導人可能對蘇聯的威脅做出了過度反應。然而，鄧小平認為當時蘇聯的威脅是實實在在的。
不過，中國在對越戰爭開始前已經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對越南用兵之後，軍費投入驟減。
毛澤東時代，中國受「計劃經濟」、「自力更生」、「準備打仗」三個發展戰略影響。鄧小平掌權後，逐一修改了這三條。
中國開啟改革開放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軍費逐漸下降。 鄧小平首先否定「戰時經濟」與「戰備經濟」的定位。進入1980年代以後，他認為，「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在這樣的判斷下，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優先發展沿海經濟，對外逐步打開國門，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對此，中國獨立軍事評論員趙楚稱，在中共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家戰略，體現當時中國最高領導者並不同意毛時代世界大戰「早打」、「大打」的理念，轉而認為中國沒有面臨立即和大規模軍事戰爭風險，因此，奉行退而結網式的「韜光養晦」戰略，為國家贏得經濟發展。
此後，中國的軍費支出也和GDP增長及財政增長保持高度一致。從1980年開始軍費佔財政比例逐漸回落，1985年佔到中共建政後的新低9.56%，此後近20年，一直在此區間波動。
2003年至今：軍費隨經濟增長，未再現大幅波動 2003年，隨著中國經濟騰飛，財政收入也一路高漲，但軍費佔財政比例卻在不斷縮小。從2003年的8.79%到2010年代穩定在5.5%左右，至今一直穩定在此區間。
趙楚認為，中國把主要精力轉向經濟建設，以便在長時期內以高度發展的經濟和財政支持新一輪國家軍事現代化。
中國軍費佔財政比例雖然縮小，但軍費總額增長處於全球前列。這與此前的策略一以貫之。
然而，這一情況可能隨著中國經濟放緩發生變化。2019年，據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中國公布的官方數據，2019財年中國的國防預算為1.19兆元，相對2018年度的執行預算1.107兆元，增長率下調為7.5%；換言之，考慮總體經濟規模的增長，國防預算幾乎與去年持平。
習近平上台後已舉行了兩次大規模閲兵，在2015年的慶祝抗戰勝利70週年，2017年慶祝解放軍建軍90週年。習近平還宣佈中國裁軍30萬。 在 2019年的「兩會」 上，習近平再次提及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軍隊過緊日子」的提法。趙楚稱，這些都直接表示，中國軍事發展和投入進入了新一輪調整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