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類法西斯」爭議，重新探問「大和解」的可能性？

我不是什麼傳播學者、犯罪學專家、也不是什麼網紅、意見領袖。如果硬要貼上某個專業標籤的話，或許勉強可以說成是一位受過「政治人類學」訓練的研究者，持續的研究關注也許是一種「主體的政治現象學」。也就是說，我關心的是「歷史事件的主體意義」與「政治主體的重新構造」這樣的議題。

如果前面這樣有點去脈絡化的自我介紹還有些意義的話，我想說的是，從反戰四君子爭議、陸配參政權紛擾、憲政危機與大罷免激情、到近日「洋流」是否是人造的「認知作戰」或是否是「類法西斯」支持者的論辯……等等，我觀察到一種政治社會更加極化的趨勢。即：卡爾．施密特所說的、原本只屬於外部「國家對國家」層次的「敵我區分」，如今已經嚴重地滲透進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內部」，成為一個政治社群之內、許多人熱切地去尋找「內部敵人」或內部「敵人同路人」的集體亢奮。

這天，趁著與我讀書會夥伴舉行談話會的機會，我跟兩位政治立場不盡相同的友人討論了「洋流」與「類法西斯」爭議的社會現象，深覺得是一段有意思的交談，特地筆記於此。

基於前述的「主體的政治現象學」的敏感度，我原先在思考問題的是：和我政治立場不同的人，有沒有可能，我們之間的差異不僅僅只是意識形態或者是世界觀的不同，而甚至很可能，就是一種對於特定事件指稱、特定詞彙使用的「身體感受」上的根本差異？

因此，我在談話會中，就先說說我自己的親身感受：

在好早之前，當我聽到沈伯洋說「中配」是「第五縱隊」、甚至是「敵國配偶」時，我就已經覺得他真是一個「小法西斯」（如果不是「類法西斯」的話）了！因為，對我來說，一位政治人物，當他宣稱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的某些身份群體是「內部敵人」的時候（如納粹宣稱猶太人是亞利安民族的「內部敵人」一樣），就已經越界了，就已經是法西斯了！

對我而言，政治人物可以如何地抗中保台、如何地視中國為敵對國家，這或許無可厚非，畢竟這是他的政治主張與民意基礎。但是，當政治人物開始在政治共同體的內部尋找「敵人」的時候，對我來說，就真的已經是「越界」了！而我把這種感覺到特定的「政治人物越界」的「怪怪感受」，稱之為fascist（小寫f），就如同，我會把那些在不恰當的場合開種族玩笑或性別玩笑而越界的人當成是racist或sexist一樣。而fascist，顯然是不同於racist與sexist的。

換句話說，在這個意義上，說某人是個racist、sexist、甚至是fascist，並不一定是要說這個人本質上是邪惡的；只是要說，這個人在某些社會互動的面向上，缺少了特定向度的政治敏感度，而犯了那些越界的話語行為。

因而，當一個政治人物說出任何企圖尋找「內部敵人」的政治語彙時，我會認為，就是這種缺乏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敏感度的表現（如同一個亂開性別笑話的人我說他是sexist的意思一樣，他在一個意義上缺乏性別意識的敏感度）。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會覺得，這個政治人物是個fascist。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不是沈伯洋的沈伯洋─不是一般的神 ｜ 更多文章 ）

所以，美國的左翼會批判在二戰時期，美國政府將12萬民日裔美人關押至集中營的措施（將他們稱作「敵國外僑/enemy aliens」），是一種「與法西斯無異」的作法（而當時美國作戰的對象正是法西斯陣營）。不管大家對於法西斯的定義是什麼、有多歧異，對我自己來說，至少我是在這個認識脈絡之下，早早就將沈伯洋看作是一位「小法西斯」了。

也因此，當我最近一次聽到羅世宏稱沈伯洋是「類法西斯」的時候，我是完全無感的。「無感」的意思是，「類法西斯」這個詞彙，由於與我原本的認知感受接近（些微差異是，我感受到的是「小法西斯」，哈），所以它對我來說，是一種海德格所謂的「上手狀態」（ready-to-hand）──我知道這個詞彙的意思與功用，但我不會特別地關注它、主題化它；就像是拿鐵鎚鎚釘子時，我不會特別注意鐵鎚本身一樣。

然而，透過與友人的聊天我才知道，原來對於有些人來說，「類法西斯」這個詞彙卻是個必須被突顯出來的、是一種「在手狀態」（present-at-hand）的詞彙（因為這個詞彙被用來形容沈伯洋會使他們覺得「怪怪的」；就像鎚子出錯時、怪怪的，才會被關注與客體化）。或許因為這個緣故，才會產生許多知識份子們，對於應該如何定義「（類）法西斯」的爭議與討論。

只是我好奇的是，為什麼一群知識份子會突然對某個字詞的官方定義如此講究了？（什麼是「認知作戰」？什麼是「（類）法西斯」？……）我依稀記得，幾年前，當陳時中部長發明了一堆「類普篩」、「類清零」、「類共存」之類的、與公共事務與人身限制範圍有密切關係的語彙時，也不見有什麼知識份子跳出來認真地討論其定義？

也許，從語言現象學與政治心理學的結合角度來看，某些特定詞彙對於某個特定情感主體的人來說，它究竟是「上手狀態」或是「在手狀態」？可以是一個幫助我們理解當代台灣政治社會紛歧的切入點。

舉例來說，「台語」這個詞彙，對於台灣閩南語的使用者來說，就是一種十分自然的稱呼、沒有怪怪的、不須特別客體化，所以是一種「上手狀態」的詞彙。但是相較之下，作為一個台灣客家人，「台語」這個指稱對我來說，就總是有點怪怪的、需要想一想、需要被客體化，所以是一種「在手狀態」。

如果這樣說有道理的話，回到前面與讀書會友人的對話脈絡。因此我問：是不是說，沈伯洋講「敵國配偶」，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怪怪的在手狀態，而對你們來說，講沈伯洋是「類法西斯」就是一種怪怪的在手狀態？

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於是，我再追著問：所以，當你們聽到沈伯洋說「敵國配偶」時，會有那種怪怪的、在手狀態的身體感覺嗎？

答案，讓我意外也不意外的，是否定的。

也就是說，現在台灣政治社會兩極化的問題，可能不只在於意識形態或世界觀的差異，而是對於特定詞彙的「身體感受」的根本差異（也就是Raymond Williams所說的「感覺結構」的差異）。也因此，關於「敵國配偶」的詞彙感受不同，關於「類法西斯」的語義爭論，其實是一種身體感受的根本差別，是很難用更明確的定義糾纏來獲得「和解」的。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90年代末、20世紀初那場「大和解可不可能」的探問上頭了。只是，這次首先需要和解的兩造，已不是「你們vs我們」這樣的「人我區分」，而是已經上升到、或者下滲到，一種政治共同體內部的「敵我區分」了。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不是沈伯洋的沈伯洋─不是一般的神 ｜ 更多文章 ）

如果千禧年「大和解」的探問如今仍然有其價值，或許我們應該注意到：儘管「殖民遺緒」與「冷戰體制」的雙元結構仍有其影響力，但是，此時地緣政治的格局，已經上升到美中大國博奕之下、島嶼人民如何在夾縫中感知自身定位的一種認識上與感受上的根本差異。

如果是這樣，那麼「和解」的可能性也許不在於一種「理性溝通行動」的規範建立（對於法西斯的定義誰也沒有最權威的說法，但是各自的感受卻是十分不同的），也許也不在於訴諸一種「公民民族主義」的確立（不管是哪種民族主義，總是預設著其成員必須要「愛」這個政治共同體）；而在於十分根本的、基於共同體連帶的一種自反性詰問上：

為什麼我們生活在共同的世界，卻有著這麼不同的世界觀？為什麼我們使用同樣的詞彙，卻對這些詞彙的身體感受有這麼大的不同？

回到「類法西斯」以及「敵國配偶」這樣的例子上，我想說的是：當我們遇到這些令我感覺怪怪的詞彙時，關鍵不在於因為這種怪怪的感覺而去外向詰問指責，而是也能夠同時反身性地去思考這種怪怪的感覺從何而來，並共情同理地去感受，為什麼「別人」對某些詞彙就是會或不會感覺怪怪的。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也許不是一種以「理性為尊」的溝通行動理論，也不是那種預設著要「愛台灣」的公民民族主義。我們需要的，可能只是漢娜．鄂蘭所強調的一種共通感受的能力──那種，身為一個、因各種歷史機緣因素而（多少非自願地）成為某個政治共同體一員，所基本需要的「共情的感受力」（sensus communis）。

由於當前「我們的」這一個政治共同體，是由許許多多經歷過各種大大小小不同的歷史結構與因緣際遇的成員們所共同組成的；因此，要培養政治上的共情感受力，就意味著我們仍然需要補課許多我們尚未修習好的歷史作業。

否則，缺少了政治共情，再怎麼以「民主」自豪，都只不過是每隔幾年就要再集體痙攣一次的政治發情。

面對人類各種荒謬的行徑與衝突，哲學家斯賓諾莎曾勉勵說：「不要嘲笑、不要哭泣、不要詛咒，而是要去理解。」也許，我們應該在「理解」之後也加上，「要去共感」。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不是沈伯洋的沈伯洋─不是一般的神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人類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