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印度發生全國醫學院入學考試（NEET）試題外洩案，官方隨後取消成績並安排重考，高達二百萬名學生的升學權益受損，並引發十多名學生因壓力過大而輕生的悲劇。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蘇里亞．坎特（Surya Kant）在庭審中，曾因批評失業青年為「蟑螂」與「寄生蟲」，引發留美的印度博士後學生在社群媒體上，創立了名為「蟑螂人民黨」的諷刺帳號。不到一個月，吸引了超過兩千萬粉絲，是執政的印度人民黨的兩倍，七成以上是Z世代青年。
印度Z世代的覺醒，風起雲湧的示威抗議，逼使總理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正面回應。政府接受抗議者的全部訴求，包括全面改革國家考試防弊制度、撤銷警方對示威學生的刑事起訴，及對於因試題外洩事件自殺的學生家庭提供經濟補償。「蟑螂運動」抗議初始焦點主要在於教育改革，之後逐漸擴大為失業與經濟的問責。停滯不前的工資和日益惡化的畢業生就業市場，讓這個國家逾三億七千萬Z世代青年（自一九九○中後期至二○一○初期出生者）積怨已久，經濟和失業即是暴動的根源。
法國財政艱困引發的暴動
同樣面對青年貧窮與階級剝奪，印度青年以社群嘲諷動員，而歐洲特別是法國，則走向了更激烈的街頭對抗。起源於法國近年財政艱困，公共債務高達三兆五千九百億歐元（約新臺幣一百二十九兆元）占比GDP 119.3%，讓法國成為歐盟赤字與債務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光是明年的「債務利息支出」就將突破九百億歐元，高於六百五十五億歐元的教育支出。為了縮減赤字，沒有投票權的高中學校預算遭到刪減。導致法國中學生對校舍與基礎設施破敗、教室過度擁擠、課表負荷過重、教師與教職員短缺及調高學費等問題極度不滿，遂發動罷課示威。官方估計全法三千七百所高中，約有九百所學校關閉，但學生聲稱停課學校高達一千八百所。總統馬克宏說削減赤字是為國家好，民眾應共體時艱。但無法面對人民荷包縮水、農業生產成本攀升、放任氣候變遷惡化與福利削減。從教學環境劣化議題擴張到貧富不均、民眾生活日趨貧窮的不滿。
抗議手段激烈，演變成暴力衝突，震驚全球。法國中部里摩（Limoges）市一百四十年歷史的市政廳遭縱火，許多建築受到嚴重破壞，連鐘樓也在火災中倒塌。巴黎、里昂、馬賽及波爾多等城市，商店遭搶劫、公共建築被破壞的情況震驚全球。原本對立的兩派群眾，「巴黎郊區移民青年」以及「白人外省小鎮黃背心」，這次竟然聯合發動激烈抗爭，使政府左支右絀陷入困境。國會三大勢力互相較勁難妥協，議會論政功能削弱，長期以來人民都「以上街贏得勝利來改變政策」，成為隨時引爆的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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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法國抗議活動的感召，義大利、比利時、葡萄牙及阿爾巴尼亞也接連爆發抗議。義大利民眾不滿物價居高不下、實質薪資成長停滯，加上能源及住房成本上漲，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採取行動；比利時則因學費上漲，學生示威爆發警民衝突；葡萄牙因房價十年暴漲124%，民眾搭帳篷抗議；阿爾巴尼亞青年不滿教育、就業及政府貪腐，要求總理下台。日前，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湧入約5萬人上街抗議，抗議政府大幅刪減高等教育預算，此波抗議浪潮也與近期蔓延至歐洲多國的反政府撙節與學生抗爭相關，觀察家預測希臘、德國可能出現新一波動員。AI時代數位落差、失業、低薪加劇、居住不易，福利縮減，使貧困社會議題加速到來。顯示歐洲各國正面臨不同程度的社會抗爭。
法國以暴力非文明抗爭的理由
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憲法，包括德國、捷克、泰國、和盧安達等，承認「人民有抵抗權」。法國大革命的《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Déclaration de 1793）第35條認為「起義就是全體人民最神聖的權利和必要的義務」；容許群眾抗爭暴力，在法國已形成社會文化。美國東北大學哲學與政治科學研究學者康迪絲．戴瑪（Candice Delmas）在《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著作中說，有原則的抗命是「非暴力抗爭」，而「非文明的抗命」是暗中進行逃避法律追究，應該檢視非文明抗命在某些壓迫情況下的適當性和潛在價值，官方敘事對暴力的譴責，是在掩飾國家暴力的罪刑，並用以嚇阻抗命的行為，掩蓋權力不對等的差異，扭曲公眾對抗爭的理解。主張非文明抗爭的公開動亂，民眾才看到弱勢者、貧困者的憤怒，聽到他們的心聲，進而感染社會迫使國家讓步。
一般認為「非暴力」的文明抗命較能贏得多數人的支持，但非文明抗爭可能更有效打破現狀，戳破文明規範的統治假象。用抗爭刺激公眾認清迫切的問題，有助反省正義和民主。因此應先「改變人們對非文明抗命的觀感和想法」，才能改變法律。例如執法者應先選擇不逮捕抗命者，檢察官撤銷起訴，法官從寬量刑甚至判抗命者無罪，才能漸漸形成包容非文明抗命的社會文化。
台灣非暴力抗爭的文化養成
印度遭英國殖民統治近兩個世紀，印度人民不曾擁有軍備，甘地以非暴力抗爭方式，帶領民眾到海邊「違法」製鹽，抵制鹽稅，從生活中的剝削體認殖民統治的暴政。甘地以身作則，親自動手紡紗、織布、縫製衣服，帶動風潮；發起拒買英國布匹和進口商品，抵制英國的專賣利益；發動罷工、拒絕繳稅、占領鹽場，以對抗政府；鼓吹印度人辭掉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地方政府官職。非暴力抗爭讓統治者沒有動武殺戮的藉口，卻能動搖統治者的正當性，導致大英帝國無法再有效統治印度。一九四七年，甘地終於以非暴力抗爭打敗了當時仍為軍事強權的英國，完成印度和平獨立，立下了不朽的典範。
甘地將Satya（真理）與Agraha（堅持）連在一起創造出「Satyagraha」這個新詞來命名「非暴力抗爭」。雖然世間尚未有「絕對的真理」，但至少人類已有共同認知的「相對真理」。只要是發自人性的愛心、是非觀與正義感，就能接近相對真理。非暴力者相信「真理就是力量」，即使是擁有武力的統治者，也必須服膺於符合真理的行為準則，以服人心，才能維繫其統治。
相信真理的力量，讓非暴力抗爭者在面臨暴力時能夠不畏懼，以堅定的意志，來改變不公義的體制和制度。採取「不服從、不合作」，收回對統治者的授權，使其失去正當性，失去威權而能改變其不義政策，促進民主、人權與福利。誠如甘地所言：「必須去關愛、寬恕，不要心存仇恨。使用非暴力，需要更大的勇氣。一心想要報復的人，其實他的內心是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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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的另一個原則就是，策略與行動都必須透明，向大眾公開，毋須保密，完全不同於軍事作戰或暴力行動。採行非文明暴力抗爭若不保密，策劃者和參與者將遭到逮捕，更無法攻其不備而獲得成功，非暴力抗爭則非但不用保密，而且主動公開，讓人民深信始能號召更多人參與。
非暴力抗爭比起暴力抗爭更有創造力。除了遊行示威，還可採激進非暴力抗爭行動，藐視當權者的法律及行政命令，諸如罷工、罷課、罷市、罷免、罷選、罷稅、反徵兵等方式。也可採取干擾的行動，如妨礙生產、怠工、絕食、佔領、阻擾交通、靜坐、拒買、以影像記錄政府暴行並公布及控訴、訴諸國際聲援造成政府壓力。
武力是統治者的優勢，他們擁有強大的軍警和武器；反之，武力卻是弱勢者的絕對劣勢，以自己的弱點去對抗強者的優勢，無異於以卵擊石。武力對抗，形同以暴制暴，讓社會大眾難以分辨誰是誰非，他們甚至會支持統治者的說詞，認為「平亂有理」。
一九五○年至今，全球解放殖民地及政治、社會變革，實證研究顯示非暴力抗爭的成功率遠高於暴力抗爭。而台灣自黨外運動及至組黨成功，以及民主變革、社會議題訴求，也都是以非暴力抗爭達成，其理念與精神已深植台灣社會文化。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經歷了多次重大社會與政治運動，普遍展現出和平、理性與非暴力的特質，這在國際民主轉型史上被視為一項顯著的成就。筆者曾與林哲夫教授倡議「非武裝國防／平民防衛」（發揮社會韌性與道德正當性、防衛重心從軍備對抗到社會動員），提升至兩岸問題的新策略。二○一五年出版《弱者的力量》，闡述非暴力抗爭的理念，並試圖解決兩岸戰爭的衝突。作者理解法國暴力背後的社會不義，但從歷史效能與運動永續性而言，台灣與全球經驗依然證明「非暴力」是更具韌性的武器。
倡議訓練非暴力抗爭的著名學者，哈佛大學的金夏普（Gene Sharp），兩度來台演講，培訓台灣非暴力抗爭的社運工作者，金夏普鄭重警告「採行非暴力抗爭」不應批評「非文明暴力抗爭」而對立，但也不應合作。因為對立會模糊運動訴求，抵銷人民力量。但若合作，非暴力抗爭會摻雜暴力者，無法說服社會，成為不可相信的運動。各國可依社會文化選擇抗爭策略，才能使反貧困抗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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